我的生涯（七）

１９５２年３月４日，我们在小布朗教堂举行很感人的仪式，结为伉俪。僻静的教堂里只有５个人：南希、我、我的证婚人威廉·霍尔登及其妻子阿迪斯和牧师。
如果说上帝曾为我作了安排的话，那就是他让南希走进我的生活。我曾发表演说，阐述我的见解，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
但我此刻却几乎不能充分表达我多么爱南希和她多么充实了我的生活。有时，我想我的生活是在我与她相遇之日才真正开始的。巡回讲演
从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６２年，通用电气公司聘请我在美国作巡回讲演。在这种巡回讲演开始后一两年，一直陪着我的通用电气公司负责人对我说，我将要在公司的一群职工面前讲话；此时，公司已在为慈善事业实行一个集资计划。毫无疑问，大家希望我象通常那样站起来讲点好莱坞的趣闻。可是我决定作一个演说，专门论述作贡献的高尚和不等待国家而自己行动起来的必要性。我说，当一些个人或一些私人小团体着手救济穷人的时候，救济款不会被用作行政费用。
这与国家的救济计划刚好相反，在国家的救济计划中，这种费用往往比分发下去的款额高出两倍。
当我再坐下时，我的意见使我博得了满堂喝采。我们离开工厂时，通用电气公司负责人对我说：“我不知道您发表演说！”我回答说：“早就这样作了！”
这改变了一切。从这时起，我每到一处参观通用电气公司的工厂，该公司就同当地组织，如商会，举行会晤，我就在会上发言。不久后，公司开始收到一些要求向更多听众发表讲话的请帖。
８年中间，或坐火车，或乘汽车，我就这样为通用电气公司跑遍了全国，参观了它１３９个工厂中的每一个，有的工厂还去了好几次。这使我有机会同公司２５万多职工见面，我不仅同他们握手，而且同他们谈话，同他们讨论。
今天想起这些，我觉得，对于有朝一日要进入政界——尽管当时，请相信我！这是我最不放在心上的事——的人来说，这种锻炼不是没有益处的。
在我开始提出这样的意见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不论我去哪里，听众中总有人在出口等着跟我说话。我听他们列举政府过分干预而引起混乱的例子，听他们抱怨官僚们通过太强制性的规章制度要求他们如何管理企业的这种方式。（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