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专家分析：海湾危机后的美国对外政策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双月刊《生存》１１月至１２月一期文章】题：海湾危机后的美国对外政策（作者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教授马德莱恩·奥尔布赖特、阿伦·古德曼）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事揭示了许多今后可能发生的事情。虽然由于冷战结束，超级大国发生对抗和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已减少，但这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国寻求实现本国目标的方式和世界稳定所面临的许多威胁。侵略仍然难以制止。在９０年代的国际体制下可能会发生大变动，地区性冲突或干预的可能性增加，而不是减少，由于经济上相互依赖，这种冲突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扩大；从欧洲战区的核武器控制和裁军省下的钱也许不得不用于补偿地区性危机造成的高昂费用和用于重新装备美苏军事机构，以便在一些地方快速和长期地部署军队来对付难以对付的威胁，特别是化学战、恐怖活动和贩毒。
因此，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人一直把相当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处理眼前的危机和即将出现的问题上，似乎正对国际事务制定协商的办法。海湾危机已证明这种协商是个重要的事态发展，不仅就美国同苏联的关系而言，而且对共同为反对这种侵略而斗争的各国际组织和地区性机构，都是如此。
美国在世界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将受处理跨国问题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结果的支配和限制。从美国的观点看，诸如环境污染和变化、国际恐怖活动、债务、贩毒和艾滋病之类的问题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处理这些跨国问题，最终将深刻地改变美国人确定对外政策重点的方式和大多数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独立行事的做法。在今后的时期，种种事态将继续发展，要求美国同国际舞台上各种演员进行磋商的压力将大大增加。在本世纪，在大战结束后，胜利者两次坐在会议桌旁，考虑国际新秩序的职权范围。对加强北约、欧安会、联合国、欧洲共同体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中的国际合作和地区一体化等问题，应该召开一次同以前的会议不一样的“世界新秩序会议”，以便决定多边行动。
由于９０年代的世界政治生活主要受新的国家实体和地区实体、更有力的国际机构、全球力量和环境问题所支配，因此有必要从尽可能广泛的角度来思考和磋商国际体制的前途。实际上，在今后１０年，基于共同货币和市场的国家的集合体或基于种族关系、宗教团体、而不是基于政治团体的全新集合体可能成为主要角色。因此，这种新情况带来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处理今后出现的这种过渡，同时使这种过渡得以实现的思想、价值观念和程序成为这种新兴体制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