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外交国务秘书长波波维奇谈最高级会议问题和南外交政策

【南斯拉夫通讯社瓦尔吉沃９日电】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长波波维奇今天提出这种需要：“对于保持和平应负最大责任的那些国家政府，应该在最高级会议结束之前不采取这样的实际措施，这种措施由于使实际事态恶化，从而对于现有局势会有消极作用，使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并延迟如此重要的谈判的举行。”他又说，“关于这一点我们指的是，一方面决不应妨碍其他问题的讨论或解决，而在举行最高级会议以前应该停止一切试验爆炸以及导弹发射台的建造。同时所有的政府应努力对冷战宣传予以最大限度的抑制。”
波波维奇今天是在塞尔维亚瓦尔吉沃城的选举集会上发言的。他指出，最近已出现了有利于举行最高级代表会议解决某些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的迹象。他说，“虽然当初某些方面的人士怀疑举行这样的会议是可能的或合适的。而今天可以这样说，大家都同意，这个会议应该在今年的商定好了的日期举行”。
波波维奇继续说，“我们一开头就认为，程序问题并不重要，主要的问题在于去开会，为谈判作出建设性的努力。本着这种精神，我们认为目前对于进一步程序的意见分歧也不是重要的。要就某些具体建议找岔儿往往是办得到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每一方都应该对另一方的建议采取建设性的态度。”
波波维奇说，苏联政府同意举行外长会议又同意选择美国为开会的地点，应该把这些估计为进一步的积极步骤。他说，另一方的态度也有积极的改变，例如参加会议的两个集团的国家应该有同等的代表人数。现在问题在于消除或者越过那些缺乏协议的问题以求扩大协议的范围。
外交国务秘书长继续说，“关于议程问题，它应该列进双方都准备谈判的那些问题，特别是那些有希望获致协议的问题。但是当国家或政府首脑毕真举行会议的时候，在议程之内或之外就其他问题交换意见也是自然的事，这些其他问题是指的可能有理由使他们感到兴趣的或者是大家都认为的国际悬案，但是当然不是指涉及到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的那些问题。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一个问题的解决不应以另一个问题的解决为条件，而应该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解决的问题就该予以解决。在苏联政府所列举的问题中和在西方国家政府所列举的问题中也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某些问题开个端是必要的。
波波维奇着重指出，“我国政府认为，部长会议和最高级代表会议的参加者问题具有特殊意义。我们仍然深信，必须包括印度、瑞典和南斯拉夫等不参加任何集团的国家的代表。我认为没有必要作详细的说明。过去的经验本身就够雄辩的。
波波维奇然后说，“虽然我们正处在一个准备一次全世界对它寄予这样大的期望的会议的时期，但是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的试验爆炸、建立导弹基地和设备原子弹头的准备工作却在继续进行”，他对此表示遗憾。波波维奇还说，“人们知道，试验爆炸的次数正在迅速地逐年增加，单是１９５７年，就进行了四十五次，为以前任何一年的两倍。”
波波维奇指出，所有国家的大部分舆论拥护这个要求。他说，反对这个要求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其中主要是职业政客。关于这种情况的责任完全落在大国身上，落在那些在科学上、技术上和物质上能够进行这些试验，并且拒绝停止试验的国家身上。在承认大国具有一种特殊地位的时候，它们就欣然地利用它们的特殊责任。在联合国里，大家已经承认它们有这样一种特殊地位，特别是在关系到关于维持和平的建议的时候。波波维奇说，但是这并没有使它们有权做显然是违背人类的根本利益的事情。
波波维奇继续说：“至今，尽管作了努力，尚未就肯定地停止爆炸试验达成任何协议。达成这种协议是必要的，如果不是以其他办法，必须通过一般公众舆论强使达成这个协议，应当使公众舆论了解继续进行爆炸所包含的后果，不管是否有谁认为这是属于裁军范围的或者不属于裁军范围的，因为这一点在这里毫不相干”。
波波维奇继续说：“如果我们至少终于使和平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巩固，那么应当对各种军事战略问题采取不同的看法。这可能不能再推迟了，因为过去积累了不信任，因为不正确的安全观念使自动地、没有控制地生产越来越多的毁灭性武器以及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装置这种武器的速度加快。如果不幸会议没有产生改善情况的结果，那么就得以更多时间来补足失去的时间”。
波波维奇接着谈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他说：南斯拉夫政府今后不会不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和平他说：“我们整个外交政策的目的是要巩固我们的独立与和平。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坚持原则的、始终一贯的、光明正大的。我们是凭着我们的良知和信仰自由地来决定我们对各种问题的态度的。凡是在发生争执时或开会时，我们总是支持协议和折衷的解决办法，但是这决不能损害各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自由、主权和平等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当然，谁侵犯了这些权利，使国际关系紧张起来，我们便要谴责这种政策，并且同其他为巩固和平而努力的国家一起，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由此而承担的一切义务，跟这种情形作斗争。
波波维奇强调指出，凡是希望同南斯拉夫建交和合作的国家，不问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南斯拉夫都将同它们建交和合作。他然后谈到南斯拉夫同邻国的关系。他说，尽管对政治和观念形态问题的看法有所不同，尽管对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有所不同，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