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场中年危机（五）

现已去世的民德人民议院主席辛德曼在１９８９年１１月说了一句常被人引用的名言：“４０年的社会主义似乎突然从我们脚底下滑走了。”我有类似这样的感觉，我认为我的不少同龄人也有此感觉。虽然不是４０年的社会主义，但是，４０年的结构牢固的、似乎是不可动摇的、稳定的欧洲战后秩序，突然间在我们脚底下滑走了。我们是在这种秩序下长大的。我们过去不知道有另外的秩序。
我们并非特别珍惜这种秩序，从其外表看尤其如此：欧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柏林分为两部分，世界分为两个敌对的、剑拔弩张的军事集团。
这些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反常的、危险的——但它是希特勒德国发动世界大战的结果，我们必须接受它，最多只能在枝节问题的进展中一小步、一小步地加以克服。
当然，我们上学时听到这样的教诲，即德国的分裂不是永久的，基本法的前言责成联邦德国的每一位政治家为克服分裂而努力，联邦共和国和它的首都波恩只是临时的。
可是，当时我们就不相信这些话，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越来越不信。
人们是不能在临时状态下生活几十年的，更不能在一种如此欣欣向荣的临时状况下生活几十年，更不能作为年轻人这样生活。当人们在高谈阔论时谈到“我们占领区的兄弟姐妹们”，当人们要求我们在柏林墙建立后的晚上在窗户上点圣诞节前的小蜡烛，以此作为民族团结的标志时，我们感到可笑和受了骗，好象真的要求我们这些成年人把一只靴子放进壁炉，圣诞老人就会把巧克力扔进去似的。不，民族统一，乃至民族的事情当时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认为这是完全过时的事情，是一种已被历史否定的１９世纪的想法，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它。德国人是生活在２个、３个、４个或是１０个国家中，对我们是无所谓的。６月１７日（统一日）我们去扬帆作乐。同（我们所在的）国家即联邦共和国的关系，起初是谨慎地怀疑，后来是反抗，然后又是实用主义的，最后也许有着保持距离的同情的特点。这个国家完全
非临时性地证明是好的，它是自由的、民主的、法治的和实际的——它的年龄同我们一样，所以在某种含义上是我们的国家。（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