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交响乐的复活（中）

回到纽约，他跨入自己最成功的１０年时期。在科普兰等有权势的朋友的支持下，他接受了一些委任；他的前４部交响乐均写于４０年代，而且这４部乐曲由米特罗普洛斯、库塞维茨基、夏尔·明什和伯恩斯坦分别进行首演。但是，此时阴影已笼罩他光辉的事业。戴蒙德追述说、“我
有难对付的人的名声。我是一名充满激情的青年，光明磊落，从不隐讳自己的
观点，因此。带来了麻烦，譬如与指挥发生冲突。”
结果，戴蒙德处于经济拮据的境地，在大学里找不到工作。他把这归之于自己长期来的反犹太主义和内在的难以驯服。他说、“我似乎成了一位狂放不是的艺术家。”有人劝他谨慎从事，但是在他的词典里是找不到谨慎一词的。
所以，到１９５１年，由于种种个人问题，由于美国的保守政治，由于宣布进行先锋派音乐尝试，戴蒙德遭到失败是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于是，戴蒙德到了意大利。５０年代，他作为一个作曲家连同其他保守的美国交响乐音乐工作者的命运开始走下坡路。
５０年代如此惊人地改变音乐情趣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主要的是序列主义的出现。年青的主张改革的人，如皮埃尔·布莱兹、米尔顿·巴比特把序列主义看作是通往未来的道路。事实上，５０年代的艺术气氛反映了先锋派的困境。因为这种流派寻求新的，摒弃旧的。
而美国的交响乐家们比任何国家的音乐家都更多地植根于过去，植根于民族主义。
有些作曲家，如科普兰和斯特拉温斯基谨慎地吸收序列技术的成份以变化的情趣写一些乐章。但是戴蒙德不能使自己这样做。
施瓦茨说：“有些交响乐作曲家、如戴蒙德、门宁和舒曼由于固执己见，失去了很多地盘。过去戴蒙德的作品全由一些著名指挥家如库塞维茨基、明什、弗里茨·赖纳、乔治·西尔和伯恩斯坦等人指挥，这时，他的作品突然不吃香了。”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