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山河尽是诗（一）

【《台湾时报》文章】题残家事物皆为泪祖国山河尽是诗（作者台湾东海大学法学院院长冯启人）
１９９０年５月６日，我再度回到了北京。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下，我们一行８位教授在风和日丽下抵达故都机场。早春的北京到处一片翠绿，与两年前大雪纷飞的清晨抵达北京车站，心中有迥然不同的感觉，雀跃的心情使我对今后１０几天的访问，兴起了各种的幻想与憧憬，喜悦与期待。在饱经战乱及漫长的流离岁月后，我们今日有幸能目击划时代的历史演变，不免对任何参与交流的机会寄予无限的期望。
“回国”这已是第５次了。第一次适值“文革”的浩劫期间，“回国”真是寸步难行。在罗湖足足花了半天时间，才把随身的几件行李检查完毕，而政府发给的签证，又因当时福建是禁区而无法前往，在广州的旅馆里心急如焚地等了１０天，终于如愿还乡。因此一旦登上京广铁路的火车，想起风烛残年的父亲，心中一片茫乱。此后的几次回国都随着１９７９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而正常了。且每次重临斯土，国家都在不断的改变中。几时的故乡景物也渐渐地在沧海桑田中变成了记忆。出北京机场后，车子在通往市区的浓荫夹道中徐行，目睹两旁的高楼栉比，心境也如置身电影里一样，几次回国的经验与记忆，一幕幕魂牵梦萦地重现脑际，令人嗟叹！一切都在迅速中改变。这已不似两年前的北京，更不是红墙高阁的古城。北京在与时俱进！市面已反映出发展国家中的小康局面。我顿然想起如果海峡两岸能尽释前嫌，携手合作地结合双方资源，开发建设这一片大好河山，又该是怎样的一个中国？为何数十年来我们始终无法摆脱这分裂的桎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使这第一批教授访问团真正达到学术交流之目的，似乎以两大原则来接待我们：其一是避免任何政治色彩的活动，因此没有任何政府首长的拜访。自北而南接待我们的仅是各地社科院的教授及学校负责人。这使我们在各地的座谈中气氛非常融洽，没有丝毫拘束。即使在“尽地主之谊”的宴会也都由副级主管主持。唯一例外的是上海前任市长汪道涵先生，但他也是因身负规划华东地区经济开发重任的原因，与我们作了近３小时的座谈。这位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的领导，侃侃谈吐中充分显示出他的才华，令人印象深刻。其二是行程安排之紧凑，没有任何官方的繁文缛节，在短短１２天中涵盖了北京、上海、南京、福州、厦门、广州等６个大城市，参加了１４场的座谈。因此长城、故宫、长江大桥、中山陵、鼓山、集美、黄花岗等名胜，都只有如蜻蜒点水似地一晃而过。好在我们此行既非探亲，更非为观光。心态上都带着无限期盼去了解，发现对方。魏萼教授中肯地代表我们说是“前来取经”的。因此，抵北京后第一天当社科院刘国光副院长率领着各研究所负责人，一字排开在社科院门口与我们握手致意，令我们有股亲切而自然之感。尔后的几小时在社科院那间狭长，略嫌拥挤的会议室里举行的交换意见中，我们真感“宾至如归”，没有丝毫拘束。
双方关心的仍不免围绕在“统独”这大问题上。不管近半世纪的隔阂与两种迥然不同制度下的成长经验，双方却有十分接近的共识，在今后中国政治的发展上，这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也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社科院自刘副院长的开场白以迄其他同仁的发言，一再地提醒我们这些访客，中国当前的建设重点不是繁荣民生，而是国防、科技的远程发展。过去的经验明显地表明需要一个能“自立”、重“自尊”的中国。
在台湾研究所的座谈会上，是所有节目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发言也极踊跃。“统”“独”问题几乎是那一次座谈唯一的课题。尽管有人认为“统一”应有耐性，方法要有阶段性来消弥双方的差距。以客观情势来说，这实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势下，我们真能企望中共放弃“四个坚持”？我们要在“三不”政策下，要求中共放弃“四个坚持”来到谈判桌上，岂非缘木求鱼？
数十年来执政党对外可把“国仇”“血债”一笔勾消，表现出“以德报怨”的大国风度，但对内的“统一中国，再造中华”大业，却是步步为营。台湾今日汲汲经营“国际活动空间”，但对我们许多客观条件上的限制视若无睹。我们有限的资源，庞大的人口，能不对我们繁荣的经济造成威胁吗？如果不就“统一”这大问题及时地、积极地寻出一条解决之道，而一味希望以“阶段性”、“耐性”来拖延，把隔海的中国人视为仇敌，而将美国及日本对台湾的虎视眈眈视若无睹，那么令人忧心的是台湾客观形势一旦改变，我们都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诚然，“谈判”之目的在消除歧见以达成协议。但歧见必有赖于“折衷”才有成果。目前的“三不”政策中的“不妥协”已使谈判完全僵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