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肯尼迪政府出谋献计搜集情报美日蒋结成“三角同盟”加强对我国的研究

【本刊讯】日本《读书新闻》６月２５日载文题为：《中国问题研究家的殿堂在动荡中》。摘要如下：
美国的亚洲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通过“东洋文库”提出愿向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家每年提供研究资金三千万日元一事，已经引起了以中国问题研究家为中心的各方面的议论。
这两个基金会提供资金的办法各有不同。福特基金会是向日本共提供六千二百二十八万日元，主要用于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内、外交问题以及“共产党中国”的经济情况，同时规定了日本的东洋文库、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之间的分工，最后由美国的经济学者发表有助于制定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如同台湾的《中央日报》所报道的那样，其目的在于建立研究的“三角同盟”。
亚洲基金会则规定从第一期三年的经费五千五百五十二万日元中拨出一千一百四十六万日元，在东洋文库内设立一所由工作人员七人组成的“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并以此为中心，用剩余的款项来搜集在日本的有关中国的文献、举办由中国问题研究家参加的讲习会、向在地方上的研究家提供参加讲习会的路费以及每年向大学院一级的学生提供奖学金等。应当说，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的这一配合是相当巧妙的。因为，一般说来，中国问题研究家在日本学术界所受的待遇并不佳，尤其年轻的研究家的前途更是暗淡。于是基金会就来吸收研究家的关心和力量，以便通过他们调查日本所进行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情况，并收集有关材料，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已成名或尚未成名的研究家送上“国际舞台”，让他们参加日、台、美合作的研究工作。“东方学”。的各流派
——美国对其‘“进步观点”寄予期望
东洋文库是在已故莫里逊的文库的基础上设立的，但可以说，它继承了日本东方学的传统。东方学主要对中国及东南亚的文化进行历史性的研究，并以汉学为中心，是日本的学院派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的东方史学乃至中国史学都来自东方学，不同于西洋史或日本史。在日本，被称为学院派的中国研究大致就是属于东方学这一系统。它同学术界的其它领域一样，为了从国外导迸资金以供“学术的自由研究”，有很多主要人物在国外进行活动。
因此基金会看中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战后在这个领域里也陆续出现了新型的研究家。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或思想史的人们当中属于这一类的较多，他们正在改变整个东方学的面貌。
由社会科学家进行的中国研究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另一个部分，这可以说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核心部分，也是问题最多的部分。这是不同于东方学的另一个系统。他们的研究重点大多是分析境状，如研究人民公社等，进行兼顾介绍中国情况的研究。不过，战后在这个系统内也产生了部分的学院派，即出现了同东方学的新型研究家互相交叉的现象。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期望于日本的中国研究家的正是这方面的进步观点，这是美国所缺少而日本所具有的一点。因此，估计美国最急于掌握这一系统的研究家。
研究中国问题的另一个系统是从国际关系论的立场所进行的研究。他们主要从外交史领域出发形成战后的学院派。他们以新鲜的感觉和丰富的资料正在取得惊人的成就，也是同美国积极交流有关中国研究的一个新的部分。自然，它们同两个基金会的关系非常密切，有不少人作为强有力的推动者参与了这一次的计划。美国式的重新组织——亚非语言文化研究会
的问题所在
从国际关系论出发的中国研究最符合于美国的地区性研究和方法。然而在日本，中国语言学同中国研究并不一定互相结合，而欧洲的汉学或美国的地区研究必须从语言的研究着手。如人造卫星上天后的第二年，美国加强了外语教育，并指定俄语、日语、阿拉伯语、中国语、印度斯坦语为紧急语言课目。作为这项工作的一环，还发生了这样奇妙的事情，即：最近日本将派中国语言学者两名往美国，在大学里向美国人教授中国语。
为了重新组织日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使它成为广泛的地区性研究并予以加强，则必须在语言学领域内进行组织工作。现在，日本的中国研究工作正面临一个大的转折点。中国研究同其他部门的研究有显著的不同，是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欠了中国的债。现在我们应当深加自戒，务求不再加重这一笔债。（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