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秘密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四）

过份保密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对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的通讯情报的处理上。正如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曾经指出的那样，情报就“象是一串珍珠，太珍贵而不敢戴……太敏感而不敢提供给那些需要它的人”，这种情况太经常了。
尽管美国成功地破获了日本的密码，但是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的情报部门都没有足够的人力把许多电讯译出来，对这些电讯也很不重视。
仅仅只有９名文职官员和军官看到译出来的电讯，但是不久之后，专门的信使每天用一个上锁的邮袋把经过挑选的监听到的电讯送来，经过这几位被挑选出来的人员看过之后，又匆匆忙忙地带回去。
丽贝卡·沃尔斯泰特在她的题为《珍珠港——警告与决定》的研究报告中写道：“没有一个人有机会坐下来对一段时间的电讯进行分析，查出动向，作出数量上的估计和比较。”
“阅读这些电讯的人多数都是粗略地浏览一下这些电讯，因为负责递送的官员就站在旁边等待着把电讯再拿回去……１９４１年，使用这些绝密材料在当时不得不凭印象。”
国家安全局对其最绝密材料的处理现在仍然是极其小心的，这些材料只提供给少数官员阅读。据一些知情的官员说，的确，一些敏感的文件交给一些官员仔细阅读后，又被送回到国家安全局的保险箱里。监听到的奥利弗·诺思安排跟踪向伊朗销售武器情况的情报作了专门的处理，它被放在盖在“只供阅读”的密封的信封里，提供给里根政府内一些经过选择的官员们阅读，这些官员是由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指定的。
当时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显然不包括在内，但是，据国会调查人员说，温伯格“后来发现了关于这份情报的事情并且要求看这份情报”。
调查伊朗门丑闻的国会一些委员会在最后的报告中简略地谈到了这些特别的监视活动，但是没有提到“窃听”或国家安全局。这些委员会简单地说，“情报”是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２日开始送来的，那个时候诺思与当时的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进行了联系，“要求帮助搞到有关伊朗中间人马努切尔·戈尔巴尼法尔的情报”。
报告说，凯西让诺思与中央情报局的查尔斯·艾伦联系，由艾伦来安排这项工作。
当问到报告中为什么没有提到国家安全局时，参议院调查委员会首席律师阿瑟·利曼回答说：“我感到能够很坦然地说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报告是以这样的方式写出来的：即，它不透露情报的来源和获得情报的方法。并且它经过了有关当局的审批，确保它不会透露来源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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