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文章：南开大学和张伯苓

【台湾《中央日报》文章】题：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校长的特色（作者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南开大学的创立
南开大学是天津严范孙、范静生、张伯苓所创的一所私立大学；民国８年成立时约有１００人，到民国１２年第一届毕业生只有２１人；到民国２６年抗战前夕第１５届毕业生６０余人，学生总数亦只４２０余人，所以它是一个很小的大学。
南开于民国８年至１８年期中，学生由数十人至二三百人，设有文、理、商三“科”（民国１０年至１５年间曾设矿科），各科有各部门的教授及课程（但不分“系”），例如理科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部门。（民国１８年遵教育部令，始将“科”改为‘‘院”。）
民国２６年卢沟桥事起，７月２９日日机对南开大学作低空轰炸，除思源堂及教员住宅（平房）外，其它建筑物皆夷为平地，两大荷花池及水道，后皆为敌伪以土填平。
及抗战军兴，南开大学奉教育部令，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集迁长沙，旋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抗战期中我国学术重心之一。
民国３４年抗战胜利，３５年南开大学在天津八里台复校，改为国立，是年春我返校一游，除思源堂仍在外，只有敌伪后建一楼，黄土荒凉，昔日之水木楼馆均荡然无存。近年中共将南开大加扩充，然抗战前经营１８年的“南开大学”，已不可复存矣。南开的回忆
笔者自１４岁至２４岁在南开中学，大学至任教的１０年，是性格习惯的成形、求学基础的训练的重要时期，现在回溯这段时期，情感的因素，自所难免，但近年来目睹台湾的大学情形，有时不由己地作些比较，现在试着以隔了六七十年时间的距离，尽可能地撇开情感的因素，客观地看看南开和张伯苓校长。
一、“南开”起自１８９８年，天津严范孙氏聘张伯苓氏为家庭教师，经１９０４年的改名“私立中学堂”、“敬华中学堂”、“私立第一中学堂”，至１９０８年改称南开中学。一个孩子在南开中学，一年的学、宿、膳、书籍、衣物所需，至少是２５０元，在大学则至少３００元。这不是农村家庭所易负担的，但这比教会大学的费用则又低得多了。南开学生的家庭，连带着学生自身，是朴实型的多。这，加上南开中学的著重严格的管理，大学的著重学业，和学校一般的“保守”风气，乃反映于南开学生在社会的表现——在学术、技术、公务工作上者多，在政治上的少。
二、南开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它大学的情形下，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这是较一所学校藉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的人为“难能可贵”得多了。前者是培育人才，后者是延揽现成的人才。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需条件之一，自然系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
三、“南开”是我国教育史中罕有的一个例子；它由家塾，而中学、大学、女中、小学而分校，好象一个大家族，家长只有一个人——张伯苓。献身南开五十年
张氏不仅是创办整个南开，他坚守“教育救国”的目的，全部献身于学校５０多年；我们可以说，南开的师生对社会、学术的贡献，间接地都是来自张校长。
张校长是在早岁即有一个明晰目的，即是终生从事教育，救甲午之战揭露出的弱国。他虽然在哥伦比亚大学随杜威学教育，但他从未以教育家自居；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实行者，从来不说空泛的话。
校风简朴安宁，原因之一，乃教师学生人数不多，偏颇之见，不易滋长也。另一原因，乃来自张校长。
校长不大问校内事，盖他劳心的是为学校筹款。
校长从无借教育以进身仕禄之思，家庭生活极简朴，奔走南开中学与八里台南大间，一人力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