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著名患者”（六）

尽管我具有近乎官方人士的身分，但是我仍然处于几乎无能为力的境地。不管怎样，我不只一次有过发挥直接作用的机会。法国空军拦截本·贝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其他一些高级负责人一事，仍然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一个众所周知且引起激烈争论的插曲。这些阿尔及利亚俘虏曾被关在法国，他们当时决定进行绝食抗议。
一开始时，让·昂布尔热曾负责就此提出医疗意见，但是他认为，此事责任重大，不能仅由一个人来承担这一责任。因此，他建议任命一个委员会，我便是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是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人们首先要求我提出意见。理性促使我指出，不能让这些人这样绝食下去，不管怎样，我们都得同他们谈谈，应当尽量使他们的监禁条件得到改善。其他人都赞同我的意见。因此，虽然我没有会晤本·贝拉和他的朋友们，但是当时的情况却使我参与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事业。后来，我私下会晤过布迈丁，我认为，他以他的人格赢得了一位非凡政治家的威望和地位。然而，他的十分僵硬的社会主义政策并不一定会给他的国家带来好处。久而久之，人民最终对他强加于阿尔及利亚的限制和经济社会观点感到了厌烦。这些限制和观点无疑并未促进这个国家的开放与进步。
我与黎巴嫩的接触和我多次对贝鲁特的访问使我深刻地认识了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在我学医期间，我甚至就已考虑到贝鲁特医学院任职。该学院是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的堡垒。在阿尔及利亚和贝鲁特，人们仍认为，殖民主义、甚至父道主义迫使穆斯林不能成为学院的教授。贝鲁特医学院只有一些马龙派教授。后来陆续来了一些希腊东正教教徒，还来了一些基督教徒。但是这距离任命穆斯林人为教授还差得很远，不过，当我成为学院最高委员会成员时，我最终改变了这种状况，两名穆斯林人终于被任命为教授。
可是，他们两人却遭到所有人的排斥：基督教徒疏远了他们，他们的穆斯林同胞也疏远了他们，因为他们被看成是叛徒，他们同意在马龙派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中工作。医学院训导长马代神甫懂得，学院可以、甚至应当成为一个各团体之
间的交流和会晤的场所，成为现代黎巴墩的一个象征。尽管我和马代神甫进行了努力，但是要消除往往带有仇恨色彩的排他主义却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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