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著名患者”（二）

戴高乐将军不大愿意信赖一个像我这样对他抱有成见的人。他的感情几乎只是在他生气和暴怒时，或者是在他的自尊心受到刺激时才表现出来。虽然他冷酷无情，但是这种感情却是真实的。１９５４年的一个夜晚，我被召到他的床前，他病得很厉害。他想要起来小便。鉴于他当时的病情，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我只好叫人拿来一个便壶。他虽然反对，但最终还是同意使用了便壶。他当时对我说：“我是头一次这样做，我将永远不会原谅你。”然而，这种苛求自己的僵硬态度使他难以察觉与其身分不符、甚至有损于他的形象的一切，并且还时常使他以一种往往令人难以接受的冷漠无情对待其他人。战后，在法国人民实现大联合时，我曾担任法国青年联盟主席。一天，戴高乐来参观我们的机构，我向他介绍了我的助手们，其中有一人是他手下的一名军官的兄弟。他当时突然问道：“你们是一家子吗？人们杀的人越多，就会有更多的人……”这是笨拙的亲切表示？是黑色幽默？是习惯的客套话？不管怎样，这种表达方式并未受到欢迎。不久，我便准备去加拿大。这使我得以在同戴高乐的一次激烈争吵中立刻辞掉了我的职务。我不得不忍受了戴高乐将军的不大客气的训斥和他将永远不会原谅我的发誓。但是在１９５４年，当我们在悲剧性的情况下重逢时，他执意向我重新提起这件事。他并未忘记此事，但他承认，我动身去加拿大是正确的。
正是通过帕斯特·瓦莱里—拉多，我才有幸经常接近那些人们有时笼统地称为“世界伟人”的患者。正是瓦莱里—拉多首先要求我为阿富汗国王及其儿子治病。阿富汗国王非常感激我，因为我治好了他的病。这实际上是轻而易举之事，因为他并没什么病！他只是觉得自己眼前总有“飞蝇”飞来飞去。我嘱咐他要戴墨镜，这足以消除其眼睛的不适感。我的这一医学成就随后又使我获得了给著名的外科临床教授蒙多尔当助手的机会。蒙多尔教授要为患急性阑尾炎的阿富汗国王的儿子施行紧急手术。当时只有一名负责麻醉的女护士。我不得不穿上外科医生的衣服，协助蒙多尔教授，我只记得我当过外科见习医生。不一会儿，蒙多尔转向我，并以他的勃艮第口音对我说：“我没有找到阑尾！米利耶，我真想认为这位患者叫费利西安·杜蓬，但我却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忘记这是阿富汗国王的儿子呀！”怎么说呢？我却碰巧看到了阑尾。我扮演了很好的角色。阿富汗国王的儿子在手术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后来他和他的父亲一道去了罗马。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