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就冷战后外交政策展开辩论（上）

美《外交》季刊主编威廉·海兰认为，美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小，正确立场是避免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美国《外交》季刊春季号文章】题：美国的新方针（作者威廉·海兰）
随着冷战的消逝，大辩论又开始了。辩论的主要问题包括：遏制时期以后的外交应以何者为先？什么手段最为有效？是什么政策赢得了冷战？人权与现实政治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何在？实际上，这涉及美国下一阶段的政策，以及今后的方针。
国际政治中明显的两极形势已在两个方面消失：一是两个超级大国同欧、亚若干国家相比，已不再占有压倒优势；二是由于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与苏联的衰落，东西方之间的根本性分歧已基本消除。这是冷战以来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
冷战时期，首先强调的是地缘政治和军事准备，国家安全考虑始终占据上风。然而，今后１０年内，意识形态和军事因素可能减弱，经济因素将占主导地位，其他如环境保护、恐怖主义、毒品贩运等也将日益重要。
美国虽仍是唯一真正的全球性强国，但它的力量有限，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借以团结盟国的威胁行将消失，加诸国内的种种需求又日趋紧迫，因此，在９０年代，美国不会再有冷战年代那样的行动自由了。
目前有两场辩论。一是哪些政策赢得了冷战。在这场辩论中正在形成两种论点。其一是说自由已经得胜，苏联政策难以逆转，新时代已经来临，现在可以抛弃大部分冷战心态了。另一种论点则说，东欧的反共产主义革命是因为受到美国实力的鼓舞，苏联还有可能重新采取扩张主义。所以美国不能过早放弃实力地位。
另一场辩论的主题是中国，根本上是关于美国冷战后政策新目标的辩论。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说，“中国问题再次给美国人提出了特别困难的选择：要末是选择以道义为基础的外交政策，要末是以地缘政治为优先选择”。
随着冷战的消逝，美国在地缘政治和人权两方面的利益，在政策中实际上可能比以往更加相合。不过，不加节制地促进民主，有可能在９０年代走向干涉主义。而且，在有些地方，美国以民主的名义直接干预，或者起不了作用，或者是非常危险的，如中国、印支半岛和中东。然而，当前的迹象表明，奉行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正在让位于重视人权的理想主义。这种情况，最终成为美国政策的新动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