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费加罗报”谈华沙的流氓阿飞集团

【本刊讯】巴黎“费加罗报”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２、１３、１６日连载波布罗夫斯基谈华沙流氓阿飞集团的文章，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说，他在华沙飞机场下飞机时遇到一个小流氓，后来又在一家饭店里撞见了，文章描写当时撞见的情况时说，这个小流氓“从面孔上看，只有十七岁，尽管他巧妙地装一付老相：稀稀疏疏的小胡子，由于吸烟而牙齿焦黄，满不在乎地挑衅似地努着嘴，波浪起伏的头发高耸，堆成不可想象的尖塔，头发油似乎立刻就要一滴滴地滴了下来。”
接着，文章谈到他在饭店里看到的情况说：“我面前的桌布上油渍斑斑，表明这家饭店的顾客是很多的。我叫了一份便餐，价钱是四百兹罗提，等于一个熟练工人或一个普通公务员月薪的三分之一。
“由公务员兼乐师组成的乐队试奏了一下“卡利普索”，似乎演奏得不怎么熟练，而刚才却纯熟地演奏了一支摇摆舞曲，使得几位打扮十分俏皮的女人狂摆不已——这些女人穿的衣服有的是神奇莫测地从巴黎弄来的，有的是从美国寄来的救济包裹中取出来的。”
文章说：“华沙人口为一百万，其中十五岁至二十五岁的‘小流氓’大约有一万人，即１％，如果把妇女、儿童、老年人撇开不算，是５％。”
文章的作者写道，他去内政部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单单１９５７年头九月中，就有三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起犯罪案——大多是街头袭击——是‘小、流氓’干的。这个数字相当于同一时期波兰全国罪案的一半以上（５８．５％）。这种‘活动’的结果如下：被逮捕的十八岁至三十岁的青年人共二万零八十三人，被打死、杀死的行人一百八十人，伤七千一百七十七人，或多或少受到虐待的警察为三千八百三十人。”
文章说：“自从哥穆尔卡政权建立以来，警察不再集中力量从事政治镇压，他们已经把流氓分子当作头号敌人，而流氓分子总是把警察当作头号敌人。一个警察只要是敢于单独在偏僻地区的黑暗街道上行走，就会突然出现一帮流氓，把他包围起来，抢走他的武器，把他摔倒在地上。拳打，又继之以用脚踢他的脸。”
“即使在城市中心地带，当‘小流氓’攻打无辜的行人的时候，警察仍然不敢过问。他们宁愿装做什么也没看见。过于热心维护治安的警察，会被袭击者记住面孔，记下号码。日后就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对他施行报复。因为流氓集团是有良好的组织的。它们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它们的总部——说来奇怪——设立在一幢巨大的建筑物的顶楼上，这幢建筑同法国的大百货公司简直一模一样，唯一的不同是它是属于国家的，而且没有什么货色。在这座国营贸易公司的顶层有一个酒吧间，在某些时间——例如星期六晚上——如果单独进入这个酒吧间，是冒失的事情。”
这位作者说，他同一个流氓头子走进了这个酒吧间，“在通往酒吧间的电梯前面，有一小群喧闹不休的人在等着。几个少女脸上涂得奇形怪状，脚上登着高得可怕的木跟高跟鞋。不过，大多数还是男孩子，他们就象是我第一天晚上遇见的那个青年的兄弟：牛仔裤的狭小裤管几乎裹在腿上，从某处美国剩余物资中神妙地弄来的卡叽上衣，或者是苏军的棉背心，鲜红的或者刺目的绿色的领巾，布帽子用报纸巧妙地填塞着（这样，挨打的时候，打击的分量可以减轻些）做成土耳其帽的样子，皮鞋的底是厚厚的四层。这里在举行地下舞会。’”
文章说：“流氓集团是在夜里在地窖中的垃圾堆上举行‘全体大会’的。在会上仔细地拟定日间和夜里行动的战略和战术。违反‘内部法律’的行为在会上受到审讯、受到严厉的惩处。遇有巡捕（因为警察在开始有效地进行反流氓活动的斗争），有一个严密的地下网——１９４４年“国家军”起义时曾经用过的联络网——使他们得以保持联系和便于逃跑。’”
文章谈到流氓的恶作剧说：“例如，几个男孩子在人行道上画了一道白线，写上这么几个字：‘禁止越线’。他们埋伏起来。如果你绕过这条线，他们就不来麻烦你。如果你越过这条线，就要对你饱以老拳。在这个例子中，你可能不会遭受任何损害。但是，并不总是这样的。夜里，可能会有一个小流氓很有礼貌地请你剥下大衣交给袭击者。他还会说：您穿这件大衣根本不合身。不过，你很有可能在两天以后在旧货市场上重新找到它。还可能有人强迫你买下一块普通的砖头。于是，单纯的流氓行为就变成了抢劫，如果遭到抵抗，甚至可能变成凶杀。”
“但是，即使是没有牟利打算的单纯的流氓行为，往往也具有可鄙的性质。例如一位老太太在拥挤的电车上被人强迫把座位让给一个小流氓坐，再如一位孕妇在大街上被人野蛮地打肚子！更不用提，几个流氓在电影院使你看不好电影，如果你不幸对他们提了意见，就会‘有人’在门口等着你。”
作者说，同他一道去酒吧间的那个流氓头子，“同一些年纪更大一些的青年有来往，这些青年从事投机买卖、敲诈顾客、布置巨大的驱局：电影票的黑市、盛大足球赛入场券的黑市、为某一时期的大头目们组织特殊性质的晚会……这些都需要有人马，尤其需要巧妙的布置和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