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之不竭的教益》

【本刊讯】日共《赤旗报》５月２６日刊载了日共中央委员江口涣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取之不竭的教益——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２０周年”，全文如下：推进中国革命文学艺术的力量
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１９４２年５月在中国革命的大根据地——陕西省延安发表的。
从那时起到今年５月，已经２０周年了。目前，中国正在举行各种演讲会并且出版各种书刊，进行着纪念活动。现在已经寄到日本来的《人民中国》杂志５月号，也为此出了纪念专辑。
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越来越艰巨的１９４２年前后，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从上海及其他国民党占领地区聚集到了延安。关于进行什么样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才是最正确的这个重要的问题，对这些人作了非常科学的、恳切而严密的分析，并且提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的，就是这篇《讲话》。
因此，这篇《讲话》对于中国的革命文学艺术运动后来的发展，成了独一无二的具有指导性的推动力量，这种力量直到革命成功后的今天，仍然是很大的。而且，这篇《讲话》对于日本今天向着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中立、保卫和平与民主的目标前进的进步文学艺术运动，也会给予取之不竭的各种各样的教益。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列宁曾经强调了这样的意思：“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即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它必须成为革命这部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首先要到人民群众中去
毛泽东接受了列宁在这方面的教导，他说，“正因为这样，文学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这儿所说的“为人民服务”的意思是，“有利于人民的生活”，“有利于人民的利益”，进而有利于争取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人民解放事业，归根到底，必须促进人类历史的发展。
毛泽东说：因此，文学艺术工作者首先必须到人民群众中去，而且必须深入地了解人民的生活，正确地从人民的生活中学习，通过创作活动，把人民的生活典型而集中地、真实而强有力地表现在文艺作品中。特别是对于党员作家、党员艺术家，提出了下述迫切的要求：他们必须到人民群众中去，一面深入地学习人民群众的生活，一面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努力使自己具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否则党员作家和党员艺术家就难于使自己站到推动历史前进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因此，也就难于分辨哪种社会现象是进步的，哪种现象是落后的，因而也难于创造出有助于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文学艺术。不正视原则的人
日本有一部分党员作家和党员艺术家也许会说：“谈那样的原则，我们现在不听也是知道的。”但是，实践这种原则却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如果一个人的身上现在还有很多资产阶级的或者小资产阶级的因素，那就更加不容易。正因为如此，他们故意不正视这些原则，存心忘掉这些原则。结果，他们的文艺作品就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促进历史发展的力量。
我认为，在加入新日本文学会的党员作家中间，有一些人好象还严重地存在着这种偏向。他们否认政治在文学中所占的领导地位，要使文学脱离政治，只谈人性问题；而且主张文学创作要有绝对的自由。
从日本文学运动的历史来看，这种主张是开倒车，简直是倒退到４０年前去了。现在，我翻看了一下我的旧剪报本。恰恰在４０年前的１９２６年１１月，我给《东京日日新闻》写了一篇题为《对最近文坛的我见》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严厉地批判了青野季吉的《无产阶级论》。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的主张，同今天好象还存在于新日本文学会的一部分党员作家中间的主张很相似，其相似的程度令人觉得奇怪。
当时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正因为如此，我否定了政治，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从这一点出发，我还否认政治在文学中所占的领导地位，还主张个人在从事文学创作时要有绝对的自由。但是，不久我就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改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了。正因为如此，我才参加了作家同盟。这对我来说，是一大进步。可是，新日本文学会的一部分党员作家，现在才站到我在４０年前走过的地点。
（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不可能有一般的人性
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就人性问题作了明快的回答。他尖锐地指出，在整个阶级社会里，一切现象都受阶级的制约。人性也是一样。只有资产阶级的人性或者无产阶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或者普遍的一般的人性。小资产阶级的人性也是资产阶级人性的一部分。而且，他主张党员作家必须大力突出无产阶级的人性。这话说得完全正确。
另外，《讲话》还谈到了文艺运动中的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引用了鲁迅的下述一段话：
“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今天新日本文学会的一部分党员作家所以不能同我们组成统一战线，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在个人或者小圈子里，不象我们那样为了工人和农民群众，这是根本的分歧。亚非作家会议和《讲话》
关于《讲话》，在发表２０年后的今天，还有很多值得提出来谈谈的问题，但是为篇幅所限，我不谈了。不过，我想引述今年２月在开罗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宣言》的一部分，作为结论。
这项决议清楚地提出了“作家在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并且宣布：“作家享有既是社会变革的见证人同时又是促进者的神圣权利，而且还肩负着重大的任务。”
这件事，在重新肯定目前在亚非的现实情况下文学和政治对于作家的工作是不可分的这一点上“是极其重要的。同时，这件事从毛泽东的《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在今天的条件下已经在亚非这一广大地区得到很大的发扬这一点说来，也是重要的。（文内小标题为原文所有——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