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运用法律坚决制止反宪法行为（上）

【苏联《真理报》３月２６日文章】题：民主与反民主
关于群众集会和群众集会的自发性，《真理报》和其他出版物谈了许多。成千上万的正直人走上街头，为的是再一次“支持”加速改革的进程，“支持”民主的发展。不能不看到这一健康的来自下面，来自社会深处的意向。这些积极趋向中的许多东西也表现在莫斯科和国家其他地区２月群众集会的过程中。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另外的东西，这就是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越来越成为使极端主义合法化、使本来就复杂的社会局势“动荡”的形式。
２月底的事件又增加了一种令人忧虑的颜色。在许多机关刊物上出现了对政权和某些舆论工具的指责，说什么它们掀起了“吓唬”人们的运动，使人们对群众集会（请读作“民主力量”）更加恐惧的运动。愤怒的控诉指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政府、苏共中央，甚至是创作协会的领导，因为它们在２月２５日群众集会之前发出了警告性的呼吁。
那么是什么使苏联最高苏维埃成员、国家领导有根据感到不安，认为有人可能利用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来挑起骚动，并使他们有根据号召国家公民保持克制、理智和责任感呢？
２月２５日行动的组织者把经过周密协调的行动看作是向苏维埃机关、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施加政治压力的强有力手段。２月４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群众集会的决议，以及在首都和全国其他城市散发的许许多多的传单、呼吁书也谈到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地方出现了免于处罚刑事犯罪分子的要求。在这些刑事犯中间有投机倒把者、高尔基城爆炸事件的组织者等人。泽廖诺格勒的非正式团体、“俄罗斯人民阵线”、“民主联盟”的极端主义分子声称，打算不惜一切代价在十月革命５０周年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口号是“百万人是枪杀不了的，我们反正要迎着坦克前进”、“我们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也要要求政治局辞职”。
即使这种呼声只是个别人或一小批人的挑衅行为，难道这不是使人感到不安的理由吗？何况，正如已经提到的早先大肆鼓吹的“新的二月革命”，消除现领导的权力、呼吁冲击克里姆林宫和卢比扬卡监狱，承认国家的宪法结构是“反人民的结构”……
即使２月２５日的“全苏联行动”完全摆脱极端主义留下的最小痕迹，这样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行动（如最初计划的那样）在当前社会紧张、经济困难、混乱的背景下，总之是在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选举的背景下，也不能不起破坏稳定的作用。选举首先要求的是清醒的头脑和平静的思考，要求有政治文明和耐心，要求克制情绪。
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呼吁全国公民表现出克制和理智，支持国家领导在可靠的保证改革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结果是，这次群众集会风潮的组织者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能实现。行动的规模要比原先设想的小得多。未能象策划的那样促使人们建立所谓的公民行动委员会，加剧政治形势。
看来，苏联最高苏维埃、苏共中央和政府不许激化情绪的意志是坚定的，而中央和地方的预防性措施也起了作用。许多群众集会参加的人数不多，工人阶级实际上没有有组织地参加群众性活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