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生活才有意义？

【美国《新闻周刊》８月１７日一期文章】题：婚姻的意义副题：在个性解放和个人奋斗的旗号下，无数年轻人过着空虚的生活（作者：琼达·麦克法兰）
我以为，美国的男人和妇女为结婚而等待的时间太久。他们不应等到取得大学文凭，有了自己的轿车，受邀当了合伙经营人和到外国经历一番探险之后才结婚。摘取金戒指，正应在青春年华之时。
我何以不揣冒昧提出这个过时的问题？我难道忘记过去２５年里发生的变化？答案在于我目睹了今日青年的状况：尽管他们享尽自由，尽管他们也都功成名就，但他们并不幸福。他们仍在苦苦寻求生活的真谛。
我是在６０年代出现的青年革命即将开始之际进入成年的。我目睹了陈规旧俗一个个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令人不安的新观念。我曾努力用一种开明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在这个新的毫无顾忌的社会里，生活是否好一些？尽管这些变革都是在我成家之后发生的，我还是看到了这些变化对比我年轻的兄弟姐妹们的冲击，也惴惴不安地注视着自己的子女穿过这新的沼泽地。作为父母，对这些挑战，我们毫无准备，因为社会被一套全新的规矩所左右。对此我们感到迷惑，但并无丝毫恐惧。我们曾想方设法帮助我们的孩子学习那些要成幸福的成年人所必需懂的东西。
变化并非全都是坏事。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的政治示威游行唤醒我们的青年，使他们懂得有必要参与地方和国家政策的形成。女权主义者为我们的女儿们打开了大门，也有助于我们的儿子们去重新评价许多有关男人和女人的作用问题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至于性革命——这个我们作父母的最难处理的问题——在那些青年男女只对性感兴趣的时候，也就很少有人去管正式结婚之事了。
不幸的是，我们的年轻人并不总是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自由。他们就象许多俄国的新来移民一样，当他们突然能支配自己的生活时，却常常感到迷惘和束手无策。在要决定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这个“界限”问题时，他们缺乏指导。在某些情况下，女权主义造就了这样一些青年妇女——她们自由到“随心所欲”——以致险些自己毁了自己，急剧上升的堕胎率和少女怀孕，以及严重的社会病（目前是爱滋病），都是在性自由这个问题上未能守住“界限”而造成的。
作为父母，我们看到，我们的许多子女事实上并没有更幸福一些。在他们的生活中，常常缺乏价值观念。对此，我们父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默认了建立无任何约束的社会这种要求，我们忽视了向他们传授我们在早年所学到的基本价值概念。现在，他们自由有余，而生活缺乏意义。
那么一个人怎样去发掘生活的意义呢？根本的要义是履行自有文明以来就存在的“为他人着想”的原则。换言之，就是避免采取有害他人的行动（包括职业上和私人生活上）。你应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对社会的贡献而不仅仅是取得报酬的方式，作那些能使他人生活得更好的事。
生活的挑战：婚姻既能说明也能加强“为他人着想”这一生活准则的意义。因为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男女婚配便被认为是一个人在面对生活挑战时，向你提供支持的终生契约。通观历史，正是婚姻——在婚姻中，有关的每一方都同可心人结合—使男人和女人有可能超越一切力量体验到他们最大的乐趣。正是这一牢固的支持体系使他们能做到尽善尽美。也正是分享生活的休戚荣辱使我们寻求生活意义的能力成倍增加。独立于异国他乡的海滨观看落日只会徒增孤独之感，而如果与亲爱的人观赏同一景观则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回首往事时，我们才会真正意识到，不管遇到的事是欢乐的还是悲伤的，我们总是首先告知我们最亲近的人：当婴儿呱呱堕地或升迁喜报送达，只有在有人同你分享这一欢乐之时，我们才真正感到喜悦。
那些害怕承担结婚义务的人，那些以需要更多时间、金钱或快乐为借口而逃避麻烦和责任的人只是自欺欺人。那些总要等到他的目标全部达到才寻求伴侣的人经常发现他的成功是空虚的。同某个人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一起奋斗，以便能够说“这是我们一起取得的”比一个人单枪匹马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