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应利用中国的有益经验

【苏联《工人论坛报》２月２１日报道】题：改革的成就与失误
上周在莫斯科举行中苏经济改革问题讨论会时塔斯社记者图拉诺夫与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代理学术秘书斯·谢·沙塔林院士进行了谈话，摘要如下：
——斯坦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中国的经济改革早在１０年前就开始了。在这段时期内既有正确的决定，也有失误。会上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哪些经验可以利用？
——我们的邻居已顺利经过了改造农村经济系统的第一阶段。到处都实行包产到户，按生产的最终成果获取劳动报酬。这种措施在发展农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这是一个有力的论据，说明我们不必害怕把土地租给有事业心的人。很遗憾，我们的农村中这样的人已经不多。
我们还应该利用我们的中国同志在建立开放性经济系统方面的有益经验。改革使国家逐渐转向开放型经济。现已建立了一系列经济特区，吸收了西方资本，同时确定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策略，扩大了沿海地区对外界的开放性。结果，１０年来进出口业务总额增长了４倍，超过了１０００亿美元！
至于工业方面的改革，也有一定的成绩。现在已有９０％以上的国营企业采取承包制，还利用租赁、入股这样一些经营形式。不过，在城市改革中出现过宏观经济上的一些严重失误。这些失误是经济困难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
——失误在哪里？
——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在自己的报告中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在８０年代中期，当改革的重心移到城市后，不正确地加快了向市场关系过渡的步伐。这就引起了很大的通货膨胀。现在我们也有这些现象。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曾说，如果象某些苏联学者提出的那样，到２０世纪末将实行纯市场经济，那将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行为……
—中国的例子说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我尊重加尔布雷思，并认为，他警告经济学家们不要夸大市场制度的可能性是及时的。
市场出现之后，不会自动解决一切问题。
在苏联，在一个基础设施不太发达和有着各种经营和思维原则的国家，建立市场需要做细致的准备工作。
——去年中国经济中实行的紧急措施是否同控制市场的能力差有关系？
——很有关系。现在中国同志们正在解决调节市场和建立宏观比例的问题。例如，采取硬性的计划方法。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中国实行的紧急措施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已到头了。我们同中国代表团的同事们得出一致的意见：必须摆脱现状，不仅要利用计划指令方法，也要利用市场方法。
——我们能否利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立法经验？
——问题不仅在于法律，而在于地方上为有事业心的人创造了什么“气候”。据我所知，中国同志们为他们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做了大量工作。而我们这里，情况则相反。
这就是我们改革的中心问题之一：在人民中创造这样的气候，使人们采取新措施，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树立事业心这个我们几乎已忘掉的俄语词汇。否则，社会就不会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