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斯大谈阻挠我国革命的历史

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悔恨在中国的失败。
大力鼓吹向亚非拉美扩张。
【美新处华盛顿１６日电】副国务卿鲍尔斯于１１日在华盛顿美国书业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说，摘要如下：
我要谈谈历史学家对于美国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事态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会说些什么话。
我认为他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本世纪头七十年内至少五个决定上。在头两个决定方面，他们可以说我们是失败了；在另外两个决定上可以说我们是成功的；第五个决定仍在未定之天。
那末这五个决定是什么呢？
第一是我们在１９１９年的悲惨的失败，我们未能参加国际联盟并以我们的力量和威信支持一项维护新赢得的和平的计划。
第二是我们同样地代价巨大的失败，我们在１９１１年满清帝国崩溃之后未能了解中国革命的动乱以及它与我国将来安全的关系。
第三是我们成功地对付了纳粹对西欧的威胁。
第四是我们对于欧洲在战后的经济和政治的混乱所提出的可怕挑战所作的辉煌的和决定性的回答。
第五是也是最后一个是种我们在六十年代所面对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决定，一
的、关于我们与这个地球上的三分之二的人民的关系的决定，这些住在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他们想要过一种较好生活的不断增长的希望和要求，已经在人类漫长而变故繁多的历史中掀起了最强有力的、最危险然而也是最有希望的革命。
最后这一个决定牵涉到不仅是美国政府而且是美国人民的一种根深蒂固、完全是史无前例而且是影响久远的义务。
这是一种保证以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精力和我们的毅力来支持个人尊严、不断扩大的经济机会并使世界各地的全体人民获得更大程度的社会正义而反对那些将破坏他们普及的权利和所珍视的观念的人们一种决定。
今天，尽管新政府采取了大胆的步骤，我们全国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挑战还在未定之天。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从中国革命的挑战中产生的第二个作出决定的重大领域。
在１９１１年，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帝国完结了。
自从１８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人就对中国人民有一种特别的关注——与中国建立了多种的密切联系。美国的商人、传教士、医生和教师成千上万地到中国去。还有４百名年青的中国人在美国大学毕业。
随着我们在１８９８年得到菲律宾，并且在以后不久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变成一个太平洋大国，公开宣布它关心于维持中国领土的完整。
在中华民国诞生之际，我们处于令人艳羡的地位，可以了解到这个新兴的新中国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并对那里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施展积极的也许是决定性的影响。
然而我们却忙于注视猛涨的股票市场、欣赏我们的新成立的爵士乐队，并享受我们的繁荣的经济的好处，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具有远见的美国人才意识到这种挑战的存在。
在１９２０年和１９２１年，当孙逸仙紧迫要求我们给予大量的贷款以便用以促进中国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却粗暴地拒绝了他。
于是，在西欧的一些首都遭到同样的拒绝以后，一个当时变得走投无路的孙逸仙转而向莫斯科的新的共产党政府要求帮助。
虽然那时布尔什维克内部正由于他们自己的革命所产生的问题而发生冲突，但克里姆林宫却认识到当时在中国下赌注的关系之大，它热切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１９２３年，苏联的技术人员、苏联的政治顾问和苏联的资本开始涌入中国。
我们未能理解中国的急迫的经济需要，而哈定政府在前一年的华盛顿裁军会议上又加重了我们的失败。我们同意接受对军队的某些限制，从而放弃了我们在西太平洋的实力地位，为日本的一系列侵略行动打开大门。
但是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错误还在后面。１９２７年，当孙逸仙的继承人蒋介石拒绝了共产党，订出了他自己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非共产党国家的计划时，我们得到了另外一个机会来挽回过去的错误。但是，脑满肠肥、心满意足、远隔千里而又安全无虞时美国却再一次未能理解这个挑战。
１９３１年日本陆军进入满洲，美国在那里采取坚定的行动本来仍然可能制止日本的侵略，但是机会又一次失去了。没有必要详述中国自从１９３１年以来的悲惨不幸的情况。我们在三十年代里忙于处理自己的问题，不愿意触犯日本的海军力量，或是给动摇不稳的中国政府以它所极其需要的援助。
没有谁确切知道我们最后是在什么时候失去了影响中国的事态发展的能力的。
有些观察家们认为，迟至１９４１年，美国进行一种全面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努力本来还有可能提供一种在共产主义之外的有效的民主的替代办法。但是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变得很清楚，除了美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以外其他任何办法都是无法改变事态发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