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前驻苏大使凯利的文章：“中国：是卫星，还是太阳？”（摘要）

【本刊讯】前英国驻苏联大使凯利，４月２８日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是卫星，还是太阳？”的文章，评论我“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本刊４月３０日曾刊载了法新社报道的关于这篇文章的简短消息，现将该文摘载如下：
“共产党人需要一个永远没有错误的指导。他们可以指望谁呢？……我愿意把赌注压在毛泽东身上。”我在斯大林去世前十个月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就冒险作出这个预测；从最近两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中证明，这已经是事实。
北京“人民日报”在去年１２月２９日刊载了一篇官方的长文章。它的直接目的是为斯大林的理论和成就辩护，把这些理论和成就同他错误的个人专断区别开来。文章认为，个人专断“同他的成就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赞成苏联在匈牙利的干预；对南斯拉夫提出“兄弟般的劝告”，认为他们“作得太过分了”。但是它广泛地论述了理论问题，叙述了苏俄的历史，解释了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大国沙文主义”和过分的“地方民族主义”之间、各国共产党内部意见的矛盾和无产阶级团结一致以对付“一心要消灭我们的帝国主义者”的最高需要之间的正确的中间路线。“我们决不能忘记……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但是，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的冷静的、自信的、宏伟的态度，无所偏袒地对俄国、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分别加以赞扬，也提出了指责，确定了党在将来的方针；它对俄国的成就作了既有区别的、又很神气十足的估计。这是法官在自从“揭露”斯大林运动以来震撼世界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对世界共产主义陪审团的总结。
这篇文章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它提到的中国共产党犯的错误只有一个，这就是它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４年接受了俄国共产党的命令！这意思是，斯大林曾经坚决主张，任何共产党的革命必须永远是在“有历史意义的时机”通过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开始，在那时以前，通过资产阶级的代理机构（议会、工会、社会党）进行工作；成功时就夺取乡村。
毛泽东认为恰恰相反，（在中国）革命必须从农民开始，然后才夺取城市；党应该从一开始就进行战斗，应该同宪法改良者断绝关系。他在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０年的最后胜利是他的农民游击队军队和他的学生的成绩。
中国的情况使他的党没有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他的党一向是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阴谋。毛在他的著作中总是讲武力。因此，说他们是“没心眼的土地改革者”的理论完全是一种误解；这个运动比俄国的运动更残暴、更坚决、更一心一意。
毛在拒绝了斯大林的劝告征服了（中国）以后，行为从来不像卫星，并且还满怀信心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举例说，所引的这篇文章断言，即使在完美的共产主义的情况下，在基本的“生产力”和法定的“上层建筑”之间也还有必须予以解决的矛盾。这并不是一种异端邪说，而是一种新的解释。
对我们来说，一种危险的结果是中国经验在整个亚非两洲的影响。斯大林曾经认为“殖民地”人民是不成熟的；中国人现在特别是在东南亚宣扬土地暴动的福音。可是他们并不是专门以原始国家为对象；他们的出版物数量同俄国的一样大，并且遍销世界各地。
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在强大的政府统治下的统一的国家，采用了西方的工业和军事技术，并且迷恋于针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热诚的傅道精神。在１９５６年，钢的产量从四年前的一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四百万吨，１９６２年的指标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一次生产了全套的摩托车辆，谷物收获量比１９５５年增加一千万吨。党员有一千一百多万，但是（跟俄国不一样）它试图用授课和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向全体人民灌输思想。虽然他们最近打破了在教育中只学俄文的情况，但是他们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支持俄国的方针。在亚洲，他们给予经济援助，并且多次相互访问。他们号称有六亿人口，并且有庞大的天然资源（只有石油除外）。他们的智慧是大家熟知的。
另一方面怎样？最近有人企图证明他们的经济处于实际的危机，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这些证明都是以官方抱怨（物资）缺乏和要求节约为根据的，而抱怨缺乏和要求节约是共产党国家常用的方法。计划工作终是牵涉到各种挫折和障碍的。
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硬说已经有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八百万对政府不满的人被杀死，并且说共产党人“极度害怕”进攻。这方面的唯一凭据是国民党自己的话。这同毛泽东最近放宽对知识分子的压力和其他自信的迹象是不符合的。如果蒋介石相信这样的话，他可以在不得到美国的同意下进攻大陆。除非美国参加进来，否则他肯定会被消灭。除此之外，看来最近将来不大可能会在这里发生大规模战争。
毛泽东正在集中力量于发展工业，争取对共产主义世界的思想领导，并且煽动“殖民地”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