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安不靖寻源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认为，原因是道德观念淡薄、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人口增长过快、执法不严。唯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加强，社会才能走向长治久安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８月２２日文章】题：中国治安不靖寻源（作者
魏钰）
车、舟旅途，遇上小偷小摸，乃是常事，但最近大陆铁路线上连续发生了歹徒们的猖狂活动，着实震骇了各地官民上下。
铁路犯罪案等刑事案件，在近一年中突发而起的原因何在？颇费寻源。首先，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主要原因之一。中共执政后的１７年间，数百万中共党员和干部，怀着理想、以身作则对下属和民众实施教育、强化纪律约束；社会的不良分子，有的被镇压，有的震慑于大张旗鼓的群众运动而不敢轻举妄动；社会多数人则基于道德规范的行为准则，不越雷池，安贫乐道。当时的大陆，社会风气淳正，治安状况良好，人们每以“路不拾遗、夜不闭门”誉之。
文化大革命把许多传统优秀文化及文明结晶的道德规范，均当作封、资、修糟粕而涤荡殆尽。公职人员也不再重视职守，职业道德观念一落千丈。１９７９年以来的１０年改革时期，由于新旧交替过程中，调整失准又加深了脑力和体力劳动报酬的倒挂；刑满释放后的青少年，不少人从事了个体经营，有的发了不义之财，他们挥霍无度、生活腐化，却引起有些青少年的羡慕；有的中共党员因经不起物质引诱，蜕化变质，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受贿失廉；社会财富的种种分配不公，现实的反面教育，又使青少年中的“读书无用”社会思潮再次掀起；一切向钱看的不良社会影响，造成很多中、小学生弃学经商或当童工，有的干脆加入团伙，拿为非作歹得来的钱财寻欢作乐。可以认为，生长于文革一代的青少年犯罪人数之遽增，实渊源于他们的道德沦丧，这是史无前例的“文革”的后患所致，也和改革中一些失误有关。
大陆人口政策的失误，致使人口总数在４０年中翻一番有余，已经达到了１１亿。但耕地无增，甚至由于许多人为因素而逐年缩减。农村人口的暴涨甚于城市，劳动力因此过剩。经济政策在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方面措施不多，不少农民的经济状况改善有限，他们迫切要求脱贫。搞活、开放政策，吸引了一部分青壮年农民进城；城市基本建设的膨胀，招收了大批建筑民工，但民工队伍扩展过快，又成为城市治安管理的隐患。更有少数农村青壮年，向往都市的物质享受，纷纷涌进城市，而谋职不易，成了浪迹街头专事非法勾当的盲流分子，“饥寒起盗心”又演变为流窜作案的刑事犯。一些乡村干部只想早日致富，不择手段，无视法律，率众抢劫车船，这和他们的文化极低又是法盲有关。抢劫等案件的屡屡发生，和当前的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有关。对有些干部（包括乡村干部），当他们触犯刑律时，往往对之打击不力，有罪不判或重罪轻判。
社会治安不靖，已激起民众啧喷怨言。狠抓严打刑事犯罪分子只能起治标作用，社会治安乃是多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全社会必须从各方面加强工作，进行综合治理，从根本上改变孽生犯罪的社会环境。要通过教育提高青少年的道德品质；实施法制，规范公职人员廉洁奉公。经济改革当今正步入治理整顿阶段，只有一边整治，一边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把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健全起来，生产力才得以大发展。唯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加强，社会才能走向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