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

【苏联《莫斯科新闻》１９８９年第２１期文章】《莫斯科新闻》观察家古列维奇同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所长博戈莫洛夫院士和萨格勒布经济研究所所长沃伊尼奇斯授就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经验进行了谈话。《莫斯科新闻》：人们老早就把南斯拉夫同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南斯拉夫比其他国家更积极地利用市场方法，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博戈莫洛夫：答案必须到４０年代末去寻找。当时采取了将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的做法，发生了南斯拉夫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脱节的情况。这种情况促使南斯拉夫探索本国要走的道路，建立与命令式经济原则不同的经济机制。沃伊尼奇：实际上，所有这４０年，都是改革的年代。我国的经验可能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重犯它犯过的错误。《莫斯科新闻》：您认为什么是错误？沃伊尼奇：第一，不够坚决。我们背离了６０年代的改革，没有发展改革。７０年代出现了“合同经济”的乌托邦概念，似乎社会主义经济将根据参加者之间签订的“协定”发展的神话。可是当时的发展情况却服从于最落后保守的参加者，任何杠杆都没起作用，市场规律受到破坏——规律是不能“商定的”。自治也一样，不管是企业，还是共和国。自治是重要的，只是它要以经济实际为基础。市场没有自治是可以的，可是如若没有市场而要有一个有效的自治则永远是不行的。第二，我们没有及时进行政治改革，包括
共联盟的改革。这就抑制了所有其他工作。当我们明白了，经济已陷入困境时，则于１９８３年通过了稳定计划，但又推迟了采取坚决措施的事情。《莫斯科新闻》：是否可以说这是不坚决的后退时期呢？沃伊尼奇：当然，在这段时间里只是问题激化了。但是，我们现在终于在多元论的基础上作出了决定性的选择。这就是市场的多元化：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种权力的多元化也就是政治多元化。还有所有制的多元化：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在国家所有制起主导作用下的私人所有制。博戈莫洛夫：这是在采用经济协调和经济对外部世界开放的方法的基础上取得的结果。我从这里看到了南斯拉夫以及匈牙利和中国经济实践的合理的内核。提出的警告表现在另外一点，即改革不彻底，不进行政治改造以及进行地方分权时思考不周。《莫斯科新闻》：通货膨胀、失业、债务是否是对进步付出的必然代价？是为利用市场杠杆付出的代价吗？要知道，不仅仅是南斯拉夫，而且连业已走上这条道路的匈牙利、中国、波兰在某种程度上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博戈莫洛夫：是的，许多人认为市场要求“付出代价”。但是，有许多问题是可以防止的或是能缓和下来的。沃伊尼奇：我确信，南斯拉夫的错误不是其他国家不可避免的。我们在决定采取根本性措施之前至少失去了１０年的时间。如果不迟缓这么多时间，现在我们既不会负债，也不会有预算赤字了。
我国通货膨胀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确生产了许多消费品，但是南斯拉夫的人民银行发行了更多的货币。就是说，问题不仅仅在于商品的数量，数量是不够的。问题在于管理体制。博戈莫洛夫：问题也在于南斯拉夫产生的自治制度。
工作人员成功地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提高工资的求。这也加剧了通货膨胀：这使工资和价格争先上升。《莫新科新闻》：南斯拉夫现在在同通货膨胀的斗争中选择了什么样的方法？沃伊尼奇：我们懂得了，不修改财政、税收、信贷政策就无助于任何事情。人民银行现在将只服从南斯拉夫议会。不管是政府，还是南共联盟中央，都不能干涉银行的行动。博戈莫洛夫：南斯拉夫执行这样一项原则，即如果政府需要资金，那就让它去寻找收入的来源，别采取发行货币的办法。《莫斯科新闻》：苏联也好，南斯拉夫也好，都遇到了民族关系这样一些尖锐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经济问题有关。博戈莫洛夫：这里有类同之处，但是这种类同是表面现象。我们的这种问题是由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引起的。看来，南斯拉夫则相反，发生了过分分散的现象，地方权力过剩。沃伊尼奇：我同意这一点。我们那里发展了“国家政治干涉”：在缺少充分协调下的分散权力。我们现在正在采取的步骤就是进行协调、统一经济机制和财务政策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