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刊载文谈党-----人民-----社会主义的关系

【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月刊第５期文章】题：党——
——人民——社会主义（作者Ｂ·扎格拉金）
历史的辩证法，特别是我们本身的历史的辩证法是一部特别复杂的辩证法。必须现实地观察这部历史。不要删去任何事件，不要放弃任何事件。当然，要整体地，根据走过来的全部历程，根据走过的历程的结果，从这条道路开辟的前景进行判断。
从今天已经达到的高度我们看到，在某些时期里做到的事情少于必须做的，有时往往不像必须要做的那样，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疏漏。要记住，并且不单单是要记住，而且必须谈论这一情况，必须谈是为了不再重复失败和错误决定，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社会主义的巨大潜力，恰恰是本着这种精神教育新一代。党的力量在于它（虽然常常以一种令人遗憾的迟缓）总是掌握住了形势并改善了情况。比如党曾表现出布尔什维克式的原则性和自我批评精神，依靠群众的支持在消除个人崇拜后果、背离党和国家领导的列宁主义准则，在纠正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错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党的历史上，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党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的个性和他们的意志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也是不应忘记的，而不管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做了什么不当之事或失败。戈尔巴乔夫在同群众性新闻和宣传工具领导人会晤时说：“在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记的名字和空白点。否则就不是历史和文学，而是人为的应景文章。”对某个时期领导人活动作出公正恰如其分的评判是知识准确性的前提，总之，也是结论是否公正，吸取的教训是否有价值的前提。批评思想理论战线对过去几个时期产生不良影响过去几个时期，首先是简单化时期，甚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论点原始化时期（３０—４０年代）思想理论战线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在这方面产生了影响。在那个时期，曾经为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不少工作，对这一点不能过低估计。正是在那些年里，群众接受伟大学说的原则变成了我们现实的事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原则意义的事实。但是，遗憾的是理论往往恰恰被归纳为几个原则，一堆概括性的为科学所不容的狭隘的提法。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多方面的特性好像消失了。正如苏共中央一月（１９８７年）全会指出的，理论和社会科学失去了活跃的讨论和创造性思维的气氛，权威的说法和评价成了不容怀疑，只能对之加以解释的无可争议的真理。
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论点通通被忘掉了。列宁关于理论的价值在于确切地阐明“生活中的一切矛盾”的指示往往干脆被忽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论点被简单化地加以解释，往往阉割了列宁论点的理论深度和意义。
国际舞台上尖锐意识形态斗争的条件要求并命令我们保持警惕，这是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这种警惕性有时可以说不止一次地起了作用。有时造成这样一种状况：把对敌对意识形态的警惕性理解（或解释）成绝对不接受西方国家科学界产生的一切。在一定时期里，控制论、遗传学、未来学、全球学……这样一些词汇变成了骂人话。单纯的否定代替了深入的研究、创造性批判性的分析。
列宁的经验、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经验令人信服地通过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证明，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尤其是对于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政党来说，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站在时代要求的高度，善于通过策略和战略表达时代的要求。在这方面的延误、落后会产生严重问题。谈苏联目前掀起批评运动的原因四月（１９８５年）全会以后时期变成了批判性地思考走过的道路的时期，即进行不偏不倚的、极其客观的和大无畏的思考时期。连最亲近的朋友们有时也问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这样重视批评？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不十分准确地确定事物的来龙去脉和现有问题的性质，我们就不能克服这些问题。第二个原因则是：如果不在本国社会中牢固地确立对自己的一切行动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我们将来也就不能胜利地前进。这就是不再重复过去错误的保障。我们认为，批评、自我批评、公开性是提高我们政策效率的极其重要方法。这些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损害或勾销苏联人民的成就。
正是这些千真万确的巨大成就提供了敢于现实地评价我们的问题的机会。
苏联社会变得强大之后才会成为一个更勇敢的社会。
其次，西方报刊在所谓我们的批评具有人格化特点这个题目上进行投机是没有根据的。这指的是对社会生活中某些缺点、错误、某些不良现象的批评。自然，同时也突出了政治领导的责任。然而，正如一月全会明确说明的那样，这指的是所有人的责任，其中也包括现在是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那些人的责任。
最后，我们的批评纯属建设性的。每条批评意见都会引出一些具体的结论和建议，其目的不单单是纠正局面，而且还保证社会大踏步前进，保证社会进一步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