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南斯拉夫“战斗报”2月14日的题为“是真诚的社会主义的讨论,还是无原则的争论?”的社论,摘要如下:
    社论说:近几月来,特别是在波匈十月事件之后,苏联报纸和某些东欧国家的报纸都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题发表了大量文章。绝大部分这些进行思想和理论争辩的文章的特点,是对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运动所面临的问题,毫未进行严肃认真的分析。同时,这些文章全是出自一个模型,只是有时把相同的学究式和死板的教条,甚至相同的引言加以颠倒次序而已。这种情况早已表明,这些文章的作者不敢正视现实和生活,他们大概由于恐惧现实中的新事物,或者是简直没有能力看出那些正在蓬勃发展和不可克制地奋然前进的新事物。
    社论指出,这些文章的主导思想是非常简单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受到反动力量进攻的威胁,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应更紧密地团结在苏联的周围。当然,我们不能,也不愿意阻止他们这样想。这是他们的权利,正如我们有权利不那样想一样。
    社论说,一部分东欧国家报刊文章的作者,尽一切可能否定现存的那些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内部因素,他们无视波匈事件的一些根本的社会根源,甚至于从根本上贬低了斯大林政策和那一整套被称为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现象的危害性。
    这些文章也都对那些仿佛打着“反斯大林主义的招牌”(这个招牌越来越说得虚无飘渺了)和“提出民族共产主义口号”(这一口号也是越来越被说成是有人在加以宣扬和维护)的人无情地施加攻讦,说这些人企图削弱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企图摧毁他们的阵营和损害无产阶级专政,而归根结底,不管他们主观愿望怎样,这些人终将把社会主义双手奉交给社会主义的敌人。这里,他们有时是间接地,而大多数情况下,是直接地指明南斯拉夫是反苏和对苏联经验进行攻讦的策源地,是“分裂主义者”和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体现者。
    社论说: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最复杂的事件是非常简单的。这种解释方法可归结如下:如果对一定事件的某些解释“有利于帝国主义”,那么这种解释就是错误的。显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是不能同意这种“论点”的。这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照它的说法:“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客观真理。”
    不管如某些人所说,斯大林主义是“与共产主义完全一致的”,也不管我们认为斯大林并不与共产主义完全一致,但这种对客观真理的探求同各种各样评价斯大林主义是否“对帝国主义有利”一事并没有任何联系。重要而且应该加以肯定的是:斯大林主义本身是否“有利于帝国主义”,这种有利又到了甚么程度,而不要把对斯大林主义性质的评价本身放到一个次要的地位,以及争论这种评价是对帝国主义有利或无利。
    社论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对社会主义迫切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诚恳的、同志式的交换意见。他们相信,这种交换意见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为必要。但是,遗憾的是,上述文章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社论接着援引几个简明而典型的例子。
    社论说,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而且不仅是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历年来一直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工人运动的关系方面,必须无条件地尊重平等的原则。这些原则体现在去年的苏南宣言和苏联政府的宣言里。可是,这些文章的作者经常与这些文件相反,硬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困难,或者,在比较好的情况下,他们对这些困难默然不提。如果对事情进行认真的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只有严格尊重各国工人运动的独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力量真正的团结。但他们的态度却是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说对于这个机械的集团的“团结”进行批评只会引起分裂,只会分化社会主义力量;因而“不管你愿不愿意”,总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实践证明,旧的“斯大林式”的“团结”和“垄断”所提供的条件更加符合反动派的行动。
    社论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并且远不只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主张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可能并且应该是各式各样的,而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都应具有一定的特征。按照我们的说法,即是特殊领域和特殊“空间”。实质上也就是说独特的、特殊的条件。毫无疑问,在这一领域所积累的许多经验都具有广泛的、普遍的意义,但是接受还是拒绝这种经验则是自愿的事情。在自由接受的条件下,这种经验甚至可以成为共同的。但是,在若干共产党机关报上发表文章的这些作者,表现了自己在理论思想方面的妄自尊大,一方西,在原则上也承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但是另一方面,却把这些原则在理论上的运用,说成是“民族共产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表现。事实上“民族共产主义”一语原来出自资产阶级的报刊,现在它却为某些共产党的报刊所采用了。这就是一种企图掩盖争论实质的手段,而且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争论不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是围绕着民族主义在进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现在虽然被人日益公开地称为民族共产主义的代表者,但我们却从来没有提到过这种共产主义。
    为了举例说明,应该提一提这个日益为人所重复的论调:南斯拉夫人硬要把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榜样”,也就是说把自己在政治方面或经济方面的办法强加给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说南斯拉夫完全抹煞了经历过最近几十年社会发展进程的考验并被肯定了的苏共历史经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有人企图把自己的作法归咎于一个一贯反对把自己的经验强加给别人的国家。
    在对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生活的一般报道方面,乍看起来,好象是客观的,但实质上却是恶意而又片面的,其用意是想以此来表明:“南斯拉夫的经验”是怎样地带来了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和政治上的迷失方向。
    第三,南斯拉夫的以及许多别国的共产党人都认为,如果不能保证生产者更积极更直接地参与经济和国家的管理(如马克思所说的国家逐步消亡),则社会主义自然会面临官僚主义、停滞和蜕化的巨大危险。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下,民主化的社会实质就在于此。这些文章的作者,一贯避免对这种问题进行建设性的讨论,(而这种问题却位于现代社会主义各项问题的最前列)他们满足于把对官僚主义集中制的批评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相提并论。正如实践所证明,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可能导致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同工人阶级完全脱节,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你可以把它称为任何东西,但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一专政没有充满民主的内容。但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似乎竟是并无妨碍的。由此就会产生这样一个谬论:致力于扩大工人权利和使工人阶级政权确能得以加强的人,反而有可能被指控为阴谋反对工人政权。
    社论说,事情就是这样。一方面有人认真地努力设法对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给予原则性的分析,而另一方面所采取的却是一种毫无论据的争论性的行动,而且充满着半明半暗的讽刺和带有偏见的指责。不能闭目不见这种情况:一部分东欧国家报刊披着理论讨论的外衣,实际上是在争吵,而且事先就堵住了自己的耳朵,无视各种证据和事实,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般真理,并把这些真理同对若干共产党及其政策的不公平的攻击混淆在一起。这场论战的参加者,似乎作为“被侮辱”和“被攻击”的一方,毫不犹豫地诋毁着南斯拉夫。
    社论指出: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在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谈到苏南关系的那一段话,也完全充满了离奇的,同东欧若干报纸相似的论断。我们一方面欢迎“使苏南关系在友好和平等的基础上顺利发展”的愿望,但也应该立即指出,这一别有用心的提法是难以理解的,它使人得到的印象是: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主要是苏联政府努力的结果。南斯拉夫对两国关系之成为不正常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它曾不止一次地强调愿意使关系重新正常化,但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需要苏联政府首先主动地采取一些实际措施,这是很明白的事。无论在过去和现在,苏南关系“在友好和平等的基础上”的发展,有赖于双方的善意和努力。这就是说,有赖于苏联方面,因为南斯拉夫的观点和立场是始终如一没有改变的。
    社论说:我国的共产党人和舆论界认为:在共产党之间进行讨论是必需的,而且应该使得各种不同看法得到表达。但这种讨论不应成为国家关系之间的任何障碍。至于社会主义力量间思想上的团结一致,我们相信通过各种争执问题的解决和诚恳的讨论,将比用坚持机械团结的办法,更能使团结得到巩固。坚持机械团结的办法,已经多次证明是成问题和不切实际的了。而且上述方式是唯一可以达成团结的方式,因为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行的。同时,由于问题的重要性和态度上的深刻分歧,要达到团结一致,一定还需要很多的时间,到那时团结的思想才会摆脱集团的内容(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一内容是存在的)。
    社论最后说:我们坚决主张:各种思想问题和对国际政治问题看法的分歧,不成当成为各国关系有成效地发展的障碍,因为这种发展有着广泛的可能性。假如继续进行这一包含着许多思想认识以外的因素的反南运动,就会使得这些可能性的实现更加困难。
    【波兰通讯社华沙14日电】最近一期“新路”刊载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叶日·莫拉夫斯基的一篇文章,他谈到执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所规定的指导原则的问题。
    莫拉夫斯基写道,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改革党的工作方法的工作。这件事情暂时削弱了一些组织的积极性。但是,造成现在在一部分党的积极分子中间可以看到的不积极和等着瞧的态度的基本原因是对党的新政策缺乏了解,甚至存在着怀疑。这种怀疑表现在两方面。有些人怀疑党的领导在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和在现在执行的革新政策是否彻底,有没有恢复老方法的危险。有些人甚至提出在党内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实行某种“无限”民主的主张。
    在纠正错误和清除过时的观念的时候,必须当心不要破坏我们的运动的基础,这种基础在过去是正确的,现在仍然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不当心,那末,即使有人自认是最进步的,而在客观上他的活动也会有利于阶级意义上说同我们不相容的势力,这种势力是希望我们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必须当心,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及阶级斗争的激烈性和艰苦性。
    莫拉夫斯基进而谈到在波兰行使权力的方法和方式,他说:“若干月以来,党一直在努力改进治理国家的制度。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但是可以归纳成为两个基本要点:一、使劳动群众更多地参加行使权力和管理国民经济的工作;二、肃清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的官僚主义。
    我们已经在波兰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但是,许多人只认为过去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比现在大。这是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一直在这里存在着,只是现在才开始执行。在政治上,就群众的情绪而论,人民政权今天要比过去强大得多。有些同志把实没有使自己摆脱所谓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更加尖锐的论点,同时,也有一些同志站在另一个极端,他们宣扬民主,好像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好像在我们中间不再有阶级敌人的政治影响,特别是思想影响。
    莫拉夫斯基说,必需同时同这两种危险作斗争,因为在这两种违反党的方针的倾向是互相依赖的,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常常把那些对于过去的错误已经感到厌烦的忠实的共产党人推向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者把一些焦虑地注视着违背党的正确的、被接受的原则的现象的共产党员推向宗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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