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12日参考消息第2版

三、北京的初步印象
    晚上，离开东郊机场，渐渐驶近北京，我的印象是：田园风味的一片宁静。车辆绝迹。公路不宽，中间种着树，我们的汽车就在公路单行分道上奔驰。
    我仿佛感到即将进入临近地中海的省份的一个乡间大市镇，而不是即将到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首都。
    进了城之后，汽车不多，走得很慢，但是喇叭响个不停。几辆公共汽车和卡车驶过，还有几辆驴车。电车驶过，发出极大的响声。
    不过，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
    在交通最频繁的时候，在外围的林荫大道上，相当杂乱的自行车汇为洪流，路上的行人也是相当不守秩序地穿过马路，再加上电车，还有零星的驴车，这就形成了一付交通堵塞的景象。
    三轮车很多，座位很舒适，车上小红旗缀着号码。空闲的时候，这些别有风味的车夫就仰卧在车座上，眼睛半闭着打瞌睡。
    有这么一种集体交通工具：儿童车。构造是：三轮自行车装上一个小车厢，车厢上涂着五颜六色的油漆，里面坐得下四五个放学回家的儿童。
    北京饭店门前是一小片空地，有一个断断续续的喷泉，门口点缀着几颗矮棕榈树，周围是停车场。
    巨大无比的大厅有十二根粗大的雕花柱子，使人联想起莫斯科的苏维埃宫。走不多远，在长帷幕后面，是一个大会议厅，是用来举行学术性会议、盛大招待会和星期六晚上的中外杂处的舞会的。
    在宽敞的门厅里，没有询问处，只有一个邮件柜台，人们用浆糊刷贴邮票和信封。
    这个旅馆非常舒服，服务极其周到；电梯慢吞吞地不断上下开动。
    人们往往随便嘲笑所谓“官方”旅行，普捷金（十八世纪俄国凯塞琳二世所宠爱的元帅——编者注）式的旅行，“旅行中只能看见人们让你看的东西”。
    这种讽刺往往是无的放矢。在十足的正式旅行中，也总是容易观察事物和周围的生活情况的。而况，不管在哪个国家，官方生活难道是大可忽视的么？
    我可以证明，在中国作“正式旅行”并不是缺乏自由的。我们可以在城市里喜欢逛哪里就逛哪里，不过顶好是同能够讲流利的中国话的法国朋友去逛。
    我们始终有忠实的同伴李先生和夏先生陪同着。不过现在又增加了一位李太太，她是一位能讲流利的法语的和蔼可亲的中国妇女。不是一味宣传
    我们的向导都是非常谦和体贴的。有人会说，这是“奉命的服务”务”。不过这种“服务”需要既有礼貌、又能体贴入微，有些人是搞不了的。
    一般说来，我们看不出同我们交谈的中国人想要给我们规定怎样利用时间，也看不出他们一直把作宣传放在心上。人们并不想法使我们不要到那些最穷困的地区去，也没有固执地要我们去参观现代工厂、托儿所和工场。这里的宣传工作远没有苏联那样明显。恰恰相反，在中国就没有那种提问题、谈观感、交换意见和广泛展开热烈论战的癖好。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在广州没有——看到的“蓝蚁群”么？真的，到处有的是穿蓝布衣服的，特别是在下班的时候。不过，自从去年出现一些报道以后，确实开始有了变化。令人生厌的千篇一律的印象已不复存在。即使在穿蓝制服最多的人群里，许多情况似乎表明要避免总是穿蓝制服的意愿：裤子和上装不一样，浅颜色衬衣或花外衫。
    正式的制服（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这样呢？）也故意不用蓝衣料做了。
    公认的原则是：长裤是妇女工作服。不过在举行集会、招待会和宴会的时候，妇女都不穿这种服装。但是，这不是时髦人的一种特权或故意的装束。
    街上，相当多的妇女和年青女郎穿中国旗袍，而且更多的是穿欧洲式衣服。在晚上，在有“应酬”性质的场合，穿这类服装的人要占将近一半。……
    这些情况证明：从最初的观感出发草率地作出涉及政治与社会方面的概括，这简直可以说是不慎重的。也没有理由对目前的发展作出大胆的推论。
    毫无疑问，有一套看法的观察家会说：当政府规定穿一律的衣服时，大家都照政府的规定做。当政府发动服装要多样化的运动时，大家也同样驯服地照办。既然这样，在这些观察家看来，衣服多样化无非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叫大家服从命令。
    在我看来，事情远没有那末复杂。中国人似乎曾经一直喜欢蓝色工作服（人们不是称之为南京蓝吗？），他们在困难和物品非常匮乏的时期心甘情愿地采用了这种服式，尽管这种服式不好看。
    时代的新事物固然使我得到深刻印象，但是旧时代的残余使我感受更深。这就是缠足妇女，不仅是老太婆，而且还有一些中年妇女。
    北京始终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从煤山顶上眺望，皇宫、湖泊、北海白塔悉在眼底，二十年前殖民地驻军上尉法布尔曾在现已绝版的唯一的一部法文导游里对此有过描写，而今景色引人入胜，不减当年。
    我不想谈论古代建筑艺术。不过，天坛、明陵前的那条陵道、陵道上有十八个石刻动物，或立或卧，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名胜古迹，都加以妥为保全与修复。研究和阐述历史遗迹的工作，当然比不上苏联。然而，应该承认这方面的年青的热诚的功劳。
    北京城本身，直到目前幸而还保存着它的古老特色。郊区修建了一幢一幢新建筑。城内则很少修建新大厦；只在毫不损害和谐的区域修建了新大厦。在国际俱乐部对面，在前国际租界区内，修建了一座崭新的大厦，照中国的情况来说，足供许多机关办公之用。
    尽管锄头不幸地挖动了一些地方，外围的风光基本上还是保存了。四、整风，或者说，诚诚恳恳地提出批评
    新中国头七年中不断举行大规模政治运动：朝鲜、消灭反革命分子、胡风事件、台湾等等。
    今天却处在整风——“整顿作风”的运动——之中，其目的在于反对官僚主义和其他几种病害，从而密切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运动是在５月１日这个好日子大张旗鼓地开始的，事先曾经在各级党组织中经过长期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主席把这个运动当作他在有一千八百名人员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在有八百名“思想战线上的工作者”参加的全国性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的主题。他的报告在各级党地方组织中都经过研究和讨论。最后，“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得到在“真理报”上转载的荣誉。
    整风运动表现出是十五年前（１９４２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所发动的同样运动的翻版和重演。用下列雄心勃勃的词句颂扬了这种血缘关系：“１９４２年开始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导致了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不妨指出：在这种说法中，如果不说是有些夸大之处，至少也是有引申之处的。１９４２年２月１日的演说前此从未列为历史性的事件。胡乔木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是没有提到整风的字样。但是，可以肯定：从这个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尊重和照顾非共产党群众的愿望，是毛泽东一贯的学说的逻辑表现之一。就是这种学说使得他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的。不管怎样，这种“新面貌”今天已经开始了：“人们在整风”。
    但是，整什么作风呢？怎样整？
    整的是党的一般作风，工作作风，１９４２年文件中就这样明确说过。有时也说是“思想作风”。实际上，“作风”这个字这里既指方法，也指心理状态。最清楚的说明载于４月１４日发表的——象毛泽东的报告一样——论述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篇先导性文章。
    这篇文章实质上说：“社会主义化已经完成，阶级斗争结束了”。人民既已消灭人民的敌人，因而不再需要同他们斗争了，再也没有“外部矛盾”了。从今以后，应该处理的是“内部矛盾”，就是说，人民自己内部的困难。这些矛盾和困难主要是在领导者和群众之间出现的。原因何在？这些困难该由什么负责？“官僚主义作风”、“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其他不良思想作风”。
    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是置身于朋友中间，但是并不自知。领导者不为群众所了解。要接近群众，就必须说服，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个三头怪物
    按照官方指示，病害似乎有三个（由于凑不齐“五”这个吉利数字，偏爱奇数的中国人自愿采用了“三”这个数字）：
    一、官僚主义；二、宗派主义；三、主观主义。
    可以看出，我们并没有逃脱毛泽东所谓的党八股。大致上说，可以承认：宗派主义就是不考虑别人的意见和不尊重别人；主观主义就是不考虑现实情况：但是最大的病害，更确切地说，真正的病害（因为它包藏着其他的两个病害），就是首先被提名的官僚主义。这是一个三头怪物。
    指示把它确定为“脱离工农兵、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由此可见问题的全貌。不仅如此，官僚主义而且是等级、孤立、优越感混杂的心理。
    整风的战斗口号可以说成是：“党内的官僚主义，就是敌人！”
    如何进行斗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
    具有“领导者”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的官僚们必须摆脱孤立状态和破除优越感。方法是自我批评，只要他们还能够自我改造；还要用批评的办法，批评必然使他们同别人接触，就是说，同“被领导者”和“非共产党员”接触。他们必须倾听、解释，尤其重要的是“认真看待”别人。
    为了使他们倾听、解释——如有必要——和坦白，别人必须发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消灭优越感，首先需要消灭自卑感。
    不过，有这么一种在我们看来很生动的说法：“不应该强迫从事，不应该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不同意的批评”。
    因为是处在朋友们中间，“在人民内部，谈不上使用粗暴方法和大张旗鼓”，应该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
    这样，整风运动就成了一种倾心交谈的运动。运动中避免举行群众大会，因为其后果适得其反，会使人畏惧。提出的做法是举行人数有限的座谈会；把几个经常有机会会面的人聚集在一起座谈。在小组中进行讨论。尽管是倾心交谈，尽管希望谨慎从事，报纸仍然辟出很大篇幅来报道这些讨论，这样来宣传整风。这些报道中有些论断激烈而且尖锐，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耸人听闻的，但是，人们不知道这些论断是大胆的表现呢，还是新正统主义的表现。例如，看见党员一来，就只能谈“天气真好”。“必须拆去共产党员和群众之间的墙”。
    （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整风的初步成就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说法同说这些话的人所得出的贫弱无力的结论之间的对比。最引人注目的建议是航空学院的学生提出来的：要求“平复以往历次运动所造成的不公平”。罗隆基复述了这个建议，但是他的同僚、国务院参事李仲公立即予以驳斥，他指出：“假如有一天地主也来呼冤，我们该说什么呢？”除了这些之外，能够引起注意的具体建议不多见。其中有的谈到体育竞赛浪费了工人的时间，有的谈到高级干部家属享受过分的医疗待遇，谈到共产党员垄断专区行政权，谈到不允许借用资本主义国家所流行的做法，谈到只能援用苏联的范例，等等。整风的唯一结果、初步成就，在眼前说来，只是今后将用考试的办法选派留学生。
    但是，我们绝不可根据欧洲的看法来加以评断。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最起码的事情，在那些无法想象还有别的问题可谈的人看来却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谁也不能认真地设想他们将把政治和经济结构问题提交公众讨论。
    整风并不是一个由于受到人民生活要求的压力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它是一种使一千四百万党员、尤其是共产党员新的一代受到教育和改造的运动，同时将翻改过时的宣传论点。它的第二个用处，对于群众来说，就是从运动中“消除隐蔽的思想”（我们这里会有人说是洗脑筋），广泛探测民意，只许指向日常生活中和职业中所关心的事项的盖洛普测验。
    整风未能改变中国的命运，只是打乱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日常作息。“人民日报”已经在提醒不要因而停顿机关工作和忽视紧急任务。工作人员来同他们的机关首长讨论，教授们互相拜访，市议员们举行座谈，资本家也应邀请而发言，各地方上的人涌往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停课让学生活动家们有时间整风。假如这里可以引用一句日本的名言，那就是，到处在“诚诚恳恳地提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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