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归国后，６月７日起连续在巴黎“费加罗报”发表文章谈访华观感，文章总的题目是“１９５７年的中国”。本刊摘要译载如下：一、茶，面带笑容的译员，体谅人的海
关人员——革命的中国不
带革命气味地迎接了我
这不是真正的边界，而是一条线。
这里，是从中国到中国。这是分界线。
两个警察岗棚标志着一小块预禁地；经过这里之后，公路变成了窄道。
越境脚夫来转运行李了。很奇特，他们戴着双重帽子：所谓“苦力”式的大圆草帽和标着号码的红色的骑师小帽。小帽套在草帽的上面或下面，反正一样。
车站、海关和检查站之间是一条陡削的小道。
把我们同琛圳分隔开来的是一座铁道桥梁。
桥尽处有一道铁丝网。一头站着两个武装兵士，另一头有五六名头戴黑帽的警察。一个军官看了看我们的护照和签证。稍后几步是三位身穿浅色中山服的人——李先生走上前来迎接我们。我们进入了人民中国。
李先生是一个态度和蔼的外交官。他在伯尔尼任过职，因此多少懂点法文。他是以外交学会的名义从北京来迎接我们的。有一位贾先生跟着他当译员。“第三个人”是本地的一位青年官员，据我理解，他又充作我们的那两位响导的译员，因为他们不懂广东话。
同人们可能设想的相反，琛圳这个小站根本不是一个等待着绝无仅有的外国旅客的空荡荡的没精打采的车站。它是十分热闹的一个中国车站。
在一间大厅似的房间里，那些长椅上挤满了旅客，堆满了行李；许多人在兴高采烈地谈天，有几个少妇在抽香烟。
我听说：这是从香港到广州去探亲的中国人。这是共栖政策的再一次表现。看来，内地中国人想去香港，过境是困难得多。
革命的中国按照礼仪、不带革命气味地迎接了我们。在一间新落成的房间里，墙壁、平板椅子、独凳和茶几，都装饰着自然纹理的大理石板（这是中国到处可见的传统装饰品），送上了茶。
一个海关官员走来对我用流利的英语说：我被免除了行李检查，因此“临检就此结束”。剩下来要做的只是填写用中文、英文和俄文印成的汇兑表格，领取一捆捆两元一张的钞票，这种钞票名叫“人民币”，称为“元”。
在新中国的第一个车站里，宣传似乎是极为慎重的。看不见伟人肖象。我请人解释了标语口号。一张谈到和平，另一张是主张依据平等基础、不加歧视地做生意，还谈到其他同样合理的事情。
火车有软席和硬席之分，走道在中间，两边的椅子数目一样。有人好心好意地把扩音器给我们关上了。不过，我们还是模模糊糊地听见隔壁车厢里傅来中国戏剧的音乐声，不时插进一段说话，我未能找到人解释给我听，因为我的旅伴们自己也听不懂。
每个旅客面前都有一杯茶（中国绿茶或锡兰式红茶），茶叶徐徐沉下……小杯盖上套着一张采色漂亮的圆纸片——一毛钱收据。
一个兴高采烈的列车员不停地走动，提着一大壶热水。
以每小时平均二十五公里的速度，南方的首府广州向我们迎面奔来。二、广州：中国的自产自售等等
在爱群饭店十三层楼上看到了广州全景。珠江上停歇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往往奇形怪状的船只，珠江所以叫做珠江，一定是反喻。沿岸水上作为住家的船密集着，形成了一种人口六十万的水上城市。
城市本身有两个标记：佛教寺院的一座六级浮屠和１９３３年建造的一座天主教堂。这是太平天国的城市，孙中山的故乡，第一届革命政府的首都。
我原先望文生义，认为“爱群”饭店是新政权的典型名称。其实它已经建造了三十年。
广州尽管有着盛极一时的历史，起过家喻户晓的革命作用，最近叙述它的情况的人却多少对它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在广州没有发现“红色中国”的特点，他们说：“这是南方，不是中国”。他们说：共产主义狂热在这里似乎温和一些。
姑且说：南方人是非正统的。
广州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商业极其发达。可以认为这里的商业顺次分为四级：国营大百货公司；规模不算小的商店和店铺；最小的店铺或货摊；最后是流动摊贩，他们挑着必不可少的扁担贩卖茶叶、零食等等。“买主市场”
不仅零售商业在中国很发达，甚至所谓“自产自售”现象也出现了，出现了一种“中国的自产自售”现象，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这是引人注目的。由于这种情况，中国根本没有遇到苏联相当流行的那种种小困难。看不到商店门口排队（不过肉、蔬菜之类某些食品方面有例外），看不到特别拥挤的情况，看不到售货员忙不过来或者发脾气的情况。一切所需商品都容易找到，质量好，常常种类繁多。做生意的人总是表现得很和气、甚至十分热心地要作成交易。
象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买主市场”，而不是“卖主市场”。我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等于俄国人。实际上恰恰相反，还差得很远。这里应该提一提“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之间的区别。表现生活水平的是工资和物价，而表现生活条件的是各自按自己的经济能力买到各种物品的或多或少的方便。
分配过程在中国比在苏联来得方便、令人满意。简单说来，事实就是这样。这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商业没有社会主义化，部分地也是由于分配面广、由于中国工资水平较低。
广州对自己的大人物——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崇拜之至。孙中山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杰出人物：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相反，他们以自己的人格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而往往是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施加影响的）。
在国外，也有景仰孙中山的人，尤其是在法国。赫里欧主席生前常爱转述孙中山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大致如下：
“战争往往以达成交易结束。那么，为什么不从交易做起呢？”
华侨
广州的很吸引人的一个地方是华侨区。区内有许多别墅，都是用华侨寄回来的外汇建造的。华侨还出钱在城市中心兴建了一批漂亮的建筑物。他们对故乡的投资还不限于此。开设了一家华侨投资公司，吸收存款，利息为８％，存款定期十年。至于假定应该以硬足外汇投入的存款到期后可以取回外汇，还是只能够收取中国货币，这个问题我还不能肯定解答，据说可能以可转让的商品的形式取回存款。
我同我的旅伴们（全是共产党员）研讨过这个问题。这种投资制度不违背社会主义学说么？
他们说：“不违背，因为我们目前处在过渡时期”。
我觉得：这种做法很能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的灵活性和中国的极其独特的情况。在广州就象在香港一样，我们看见了祖国和无数散居国外的华侨仍然联系密切。
我们具体体会到中国人的深刻爱国精神，体会到这种爱国精神在世界各国的行动力量。（明日续完）
【美联社华盛顿９日电】商务部长威克斯今天作证说，政府“不会”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取消对共产党中国的全面贸易禁运，“用国家的安全来进行赌博。”
这位部长在参议院州际与对外贸易委员会上说，鉴于英国决定放宽向赤色中国出口的控制，政府已经加紧研究东西方贸易问题。
对于那些担心美国可能会由于拒绝把货物运往竹幕那边而在贸易上受到挫折的人，威克斯说，“进行控制以前的时期的贸易统计并没有证明有理由希望在中国获得一个能够推销大量货物的市场。”鉴于同极权主义国家的出于政治目的和受国家控制的贸易的不稳定，自由世界同共产党中国的可能的贸易完全没有把握会像某些人预期的那么大。
“本政府的外交政策是维持它自己的全面禁运，因为共产党中国政权继续构成对远东的安全的一个严重的威胁，而这种威胁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安全。”
【路透社华盛顿９日电】威克斯今天在这里说，他相信日本“一定会在非战略物资的纺织品方面”增加它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
威克斯说：“日本已经答应限制它们向我国输入棉织品五年，限制在二亿三千五百万码一年或者是它的等量数。日本人的这个保证是在１月宣布的，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同我国的纺织品制造商和衣服制造商开过会。我相信，他们对我国的棉织业很放心。”他承认商务部在密切注意日本是否超过了它对美国的自愿出口限额。
参议员索孟德说，他获悉，日本可能在中国大陆上为它的棉织品出口找到一个销路，这将会缓和日本在美国市场上竞争的压力。他说，如果作出一种安排，根据这种安排日本可以购买南卡罗来纳州的棉花，把它加工工然后卖给共产党中国的话，这也许是一个好主意，威克斯笑着说：“我愿在这方面进行研究。”
代理小组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斯马特斯（民主党人，佛罗里达州）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要在同共产党中国贸易和同苏联贸易之间划出区别来。他说，“一个是狮子，一个是豹”。
威克斯说，这是一个外交政策问题，在这方面商务部必须接受总统和国务院的领导。
参议员布里克（共和党人，俄亥俄州）说，和东欧的苏联“卫星国”进行贸易是否会加强它们的独立的意志。
这位商务部长回答说：“我认为和它们进行贸易会加强它们的意志，而不是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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