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２７日电】特派记者今村北京２６日电：周恩来总理在２６日开幕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以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为基础，就国内问题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说明，说起来，它是采取了对毛主席讲话加以说明的形式。特别是对于在中国大大成为问题的右派分子的言论，逐一加以反驳，并警告说，右派分子借口整风，正想对人民内部灌输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政府自从整风以来第一次所作的报告，非常值得注意。
周总理还认为，从过去一年来的国际形势来看，这一年是反殖民主义抬头的时期。在这种国际形势里面，他好像很注意日本反美斗争的扩大，并且好像非常重视台湾的暴动，对于台湾有了导弹基地以后才发生了这次暴动一项事实，好像特别关心。
周总理的报告从头到尾都是对美国的攻击，想要在世界上孤立美国，这种情况可以认为是中国今后仍然不会改变过去的外交方针。香港报纸登载周总理报告情况
【合众社香港２７日电】香港的共产党中文报纸今天大事宣传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星期三的开幕式。
它们用三分之二以上的版面刊载共产党总理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全文。
但是，没有一家共产党报纸对周恩来的长篇报告发表评论。反共中文报纸报道北京政治会议时用外国通讯社的消息。
一家反共报纸评论说，周恩来的报告清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上发动整风运动后对小的民主党派的真正态度。反共的“真报”说，“周恩来的报告显然是针对其他小民主党派而发的。”这家报纸最后说“周恩来明确地警告其他民主党派，共产党在中国将呆下去，因为这是宪法规定的，因此，凡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就是反对宪法。”
【本刊讯】蒋帮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６月１９日发表题为“朱毛整风中之杀机”的社论，除对中共整风运动进行老一套的污蔑外，并对所谓“有勇气大鸣大放的”右派分子“表示同情”，说愿意“尽一切力量，支持和援助他们”。社论说：
今年４月２７日，朱毛共匪正式公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于是共匪对于匪的组织内部和匪与群众之间的各种矛盾，由掘发，暴露，转入实行整风的阶段。
最初，一些非共党派和知识分子，都不敢“鸣”和“放”。他们怕的是鸣放之后，被共匪拿住他们的口供，加以整肃。到了最近（五月末，六月初），有些人忍不住了，竟大鸣大放起来。话说得最露骨的，如陈新桂、葛佩琦、储安平等。他们甚至攻击“马列主义的教条”。他们甚至提出了“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不应该“学苏联”，并且说：共匪“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是主观主义加教条主义，再加宗派主义，三样俱全”。
“百花齐放”，放到这个程度，“百家争鸣”，鸣到这个样子，于是共匪的所谓“工农干部”就起来大肆其反攻了。他们利用“工会联合会”，或其他名义，攻击这些大鸣大放的人们是“右派”，是“资产阶级”。他们继续拿出各种各色的帽子，加到这些大鸣大放的人们的头上。他们大喊大叫的主张“收”。
一般推测，这一反攻，将使整风运动改换一个方向。至少朱毛所谓“鸣”，不许其如此大鸣。所谓“放”，将转入收束的阶段。像这些大鸣大放的人们，必将招致共匪的整肃。
当然，在共产极权主义的铁幕的后面，一个人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缄默的自由。共匪要他鸣，他只好鸣，要他放，他也只好放。并且他的说话，必须经过“组织”的批准，仍然言不由衷。但是我们分析这次整风运动中，大鸣大放的人们所说的话，却发现其中确有表达匪区一般知识分子的苦闷和一般民众的苦痛的一些语言和文字。这些语言和文字，充满着一般知识分子的悲哀的情绪和一般民众愤怒的气息。
他们既已说了话，又怕共匪整肃吗？七年来，他们在朱毛共匪的恐怖和屠杀之下，不敢说自己的话，而且不能不说共匪叫他们说的话。到今天，共匪要他们鸣和放。他们最初还是忍耐，最后却就冲动起来。于是共匪的积威所建筑的思想堤防，竟有一朝突破之势。整风运动发展至此，共匪的“工农干部”就不能不群起反攻，而整肃的杀机也就跟着流露出来了。
然而这只是共匪的杀机，并不就是共匪就要开始实行其残酷的整肃。为什么呢？我们以为：
（一）鸣放运动如若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发展到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和一般工农群众，那才是共匪实行流血清算的时机。
（二）鸣放运动如若从此收束到一个范围之内，即不至动摇共匪极权主义暴政的基础的范围之内，那就是朱毛这次整风运动不至发展为大规模的流血清算。
（三）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匪区的一般知识分子以及各党派所说的话，即令共匪嫌恶其“过火”，但是，我们中华民国在这台湾基地上，努力进行反攻复国的运动。我们这一运动，使朱毛共匪对于一般知识分子，不敢轻于屠杀。
大陆匪区的一般知识分子和各党派的人们应该了解，我们的反攻复国运动，过去七年来，保障了他们的生命，今后仍然维护着他们的存在。自１９１７年以后，从列宁到史达林，俄共屠杀了整整一代的知识分子和小有产者及善良农民。但是这七年以来，朱毛在中国大陆上，不过屠杀了二千万人，表面上却仍保持其所谓“社会主义多党制”，让一般高级知识分子和各党派的人们活到今天，还能获得一个机会，大鸣大放一下。这是为了什么？这就是朱毛共匪受到我们中华民国反攻复国运动的牵制和威胁，因而一直不敢公然杀到这些人们的头颅和颈项。
我们对于大陆匪区里面，一些能够代替一般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抱不平，有勇气，大鸣大放的人们，表示同情，并申明我们愿尽一切力量，支持和援助他们的诚意。
【新华社新德里２７日电】印共总书记阿约艾·高士昨天晚上对新闻记者说：毛主席的讲话并没有表明苏联和中国在谁应该在亚洲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有任何竞争。“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谁也不领导任何共产党。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它自己国家的人民。”
他又说：“毛泽东所强调的是苏联的经验不能机械地全盘搬用；这一论点对印度也适用。”
高士进一步解释他的看法说：在印度，中央政府掌握在国大党手里而国家的一部分则由共产党执政，因此苏联的经验和中国的经验都不能指导我们怎么去做我们所想做的事情。
高士说：说亚洲国家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是对的。很自然中国的某些经验教训对印度会有较大的用处。“但是，如果从这个结论又得出另一个结论，认为讲话中说明的新方针应该适用于亚洲所有的国家，那就错了。这不是这篇讲话的目的，理由非常简单，那就是：在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再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占有优势地位。这个问题在中国必须以特殊的方法加以解决。今天在印度不能以同样的方法来解决。”
他嘲笑了所谓印共正在把喀拉拉变成“延安”的说法。“我们希望在喀拉拉邦建立某种模范政府。”“我们在喀拉拉邦所做的事情比毛泽东提出他对中国情况的分析要早得多。”
高士说：我们的态度是：“一方面我们努力学习一切国家共产党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又应用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我们国家的经验。”所以，把毛主席宣布的方针变成印度的方针是错误的；但是，印度共产党人将仔细地研究他的讲话，因为这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讲话，他们应该研究其中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适用于他们自己。
【印度报业托辣斯新德里２６日电】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今天在这里说，虽然毛泽东主席最近的文章对中国的社会说来是正确的，但不能把它“机械地搬过来，笼统地用于印度”。
有记者问，印度共产党人是否将把中国的理论用于印度，高士说，如果问题的意思是说，在建立了“人民民主政府”之后，这个政府是否会用同中国一样的方法来处理问题，那么回答就是，这要看当时存在的具体情况。虽然印度和中国在经济状况方面在目前有很多类似之处，但是政治状况却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掌握着政权，而印度却不是这样。因此，印度共产党就不能在说服（毛建议在中国社会里采用的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它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因为它没有掌握政权。
高士说，甚至在印度南部共产党人当权的喀拉拉邦，情况也同中国不一样。中国正在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在喀拉拉邦，共产党人只是在进行“民主改革”。
【合众社香港２７日电】香港的观察家们对于北平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已经提出辞呈这一点并不感到惊奇。
观察家们相信，共产党中国总理周恩来极可能接受他的辞呈，周恩来有权任命和免除他的任何部长，并且有权接受他的辞呈。
这些观察家们还相信，另外两个共产党中国的部长“迟早”也将提出辞呈，这“要看他们所受到的政治压力的程度而定”。
这两个部长就是交通部长章伯钧和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这三个部长和龙云将军在最直率地批评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批评者之列。
【合众社香港２７日电】章伯钧和罗隆基是民主同盟盟员，章乃器是民主促进会会员。粮食部长所以提出辞呈是由于周恩来总理昨天批评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情况。
据悉，共产党对这三个人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他们辞职，因为他们同别人一道对共产党反官僚主义提出了最坦率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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