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曼彻斯特卫报”６月１９日在第一版刊载维克托·佐札的文章。题目是，“毛泽东要求给人们以言论自由，硬要挽救世界共产主义，俄国人应该吸取的教训”。（该报还在第八版上刊载毛主席讲话的摘要，标题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文章如下：
毛泽东２月２７日的“秘密”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要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是以完全积极的态度提出新的主张和政策，而赫鲁晓夫大体上却是消极地否定过去。这篇讲话已经在昨天发表了。新发表的稿本共计一万七千字。
虽然这篇讲话的内容有很大部分以前已经有所报道，目前的这一讲话稿本仍然是战后共产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之一。
讲话中所提出的行动纲领和主张，如果为共产主义世界其他地方付诸实施的话，可能会使共产党国家的发展过程有所改变。这些国家的“自由派”在俄国也是一样——现在有了一个行动指南，不是他们以前他们所依靠的中国报纸上零零碎碎的文章，而是一个高级宣言。这丝毫不会因为毛泽东说“我们并不认为其他国家和党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而受到影响。赫鲁晓夫的演说的后果说明，共产党领袖的声明所发生的作用总是比预期的要大得多。就毛泽东的讲话而言，甚至不妨假定，这篇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发表的，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比他所愿意承认的要大。防止专制政治
并不是说他想比赫鲁晓夫更加富有赫鲁晓夫的作风，或者夺取共产党世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虽然这些可能是他的演说不可避免的副产物，他所显然希望的是防止中国蹈俄国的复辙，防止中国沦入一种埋藏自取灭亡的种子的专制政治，通过中国自己的努力挽救中国，通过中国的榜样挽救世界共产主义。
这篇演说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正公布的，因为中国言论自由的初度活跃已表明对原来的稿本的太死板的了解可以使党和政权卷入在猛烈的批评狂潮中，这种狂潮如果不予阻止的话可以把它们冲走。
但是修正本并未损害毛的基本前提，就是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群众和领导者之间存在矛盾，而且他原来从这一点上得出的结论仍旧有效，即令措辞稍为小心了一点。思想“将顽强地存在”
在这些结论中，除了公然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外都有言论自由一点仍然是最重要的，因为甚至这种保留也受到其他点的限制，使得这种论点不像乍看之下那末可怕。因此，如果是“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在宣传“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我们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
但是如果这种思想“发生在人民中间”，用简单的方法予以压制就是错误。“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处理它们的唯一办法是耐心的讨论和解释。
据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必须不受阻碍地进行下去。关于文艺和科学方面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问题，必须通过自由讨论来决定。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长期和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还是少数，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被大多数人民承认为指导思想”。
作为科学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不必害怕批评。事实上，批评是对它有益的，因为“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谨慎地肯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的信心，他的讲话使人找不到任何理由认为如果这些遭到目前的自由政策的威胁的话，自由将被缩小。但是，他相信这种收缩是不必要的，而且，这种自由只会促进“社会主义”的改进，而不是“垮台”。
但是，也可能像在波兰那样达到某一个程度，以致一些正统派的共产党认为“改进”已经大大超出了社会主义的范围，等于是“垮台”了。但是，波兰在发展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像这样的时候到得比匈牙利迟，而在中国甚至可能到得更迟。
这并不是说波兰和中国的路线是平行的。它们在许多地方是有分歧的，只有在其他一些地方才重新趋于一致。在这两国家内，最重要的都是言论自由。据承认，如果要得任何进步的话，这种自由是必要的。
据毛泽东说，中国像波兰一样，人民也在要求采用两党制。毛泽东对这点并不认可。但是在波兰，现在可以说两党制实际上已经存在，因为共产党内的“自由主义分子”和“保守分子”正在人民的眼前斗个明白。如果这绝非我们所了解的西方两党制，它也远非人们所了解的俄国一党制下的情况。走向真正民主的步骤
如果“两党制度”的这种新的式样能够从波兰搬用到中国，从中国搬用到俄国和卫星国家，那么，就是采取了走向这样一种民主的第一个步骤，这种民主虽然不可能是西方对这个字的意义所了解的那种民主，但是，它将会比俄国所了解的那种“民主”好得多。
这不单是政治概念和术语的问题，而且也是真正的政策问题。毛说，“我们是不赞成问事的”，但是他也承认，“群众决不无故闹事。”为了使闹事不致发生，必须消除闹事的根源。最近工人学生和农民都曾进行了局部的罢工罢课，但是，毛说，这种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该轻易开除。
在过去的中国以及在现在的俄国和卫星国家，任何这种“带头人物”被机械地斥之为反革命分子。但是这是毛不愿意学习的苏联经验的一个方面，虽然他强调指出有必要向苏联学习那些有用的东西，“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而不要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
他同样强调必须“巩固我们同苏联”和同其他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团结，但是过去主要是单方面卖力的团结现在显然必须两方面卖力了，俄国人势必要在这方面比过去多出一点力。毛泽东已经自告奋勇着手来挽救共产主义，而俄国领袖们将不顾自身危险而无视他的“教训”。
（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布拉格２０日电】瓦茨拉夫·柯别茨基副总理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会上发言。会议是讨论某些知识分子在去年危急时期表现动摇的问题。柯别茨基说：“许多人在匈牙利事件时期表现了对党、对共和国、对捷苏友谊的忠诚。虽然如此，我们必须看到这一部分知识分子里有一些人表现了一种令人不解的沉默，他们不肯说话。”
柯别茨基批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对赫鲁宾、塞弗特、卡普利茨基和其他一些人的一些出名的言论没有表示不同意；这些人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别有用心的反党、反政府的言论。他说：作家联盟第二次大会假如对文学创作问题提出了最尖锐的意见，我们原是会欢迎的。但是不幸，情况并不是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性质，被人利用来发表别有用心的政治言论。
他说：“实际上，我们的某些作家由于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忘记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作家的伟大进步传统，今天在政治上对工人阶级、对苏联和对社会主义进行着粗暴的侮辱。”柯别茨基接着举出了斯洛伐克的一些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且强调说，谁要是认为党会对这些没有从去年的事件学得任何东西的作家的意见妥协，谁就是错误的。谁要是认为某些作家享有特权来发表在我国不允许任何人发表的那种政治言论，谁也是错误的。谁要是认为党会容忍文学刊物被滥用来发表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见解和宣扬一种反对派的政策，谁也是错误的。
他接着说：“我希望再一次强调：在我们同一些作家——知识分子的分歧和争论里，首要问题是澄清一些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即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政策、有关苏联和捷苏友谊、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内的自由的看法、对于我们谴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见一事的态度、对于我们对去年秋天匈牙利事件发展的判断的态度、对于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态度等等。
必须在作家当中划出一条界线，以便例如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代表正确的政治和思想上的意见，而只有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且维护形式主义的人才代表错误的意见。”
柯别茨基说，必须在原则上支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们的艺术在马克思主义概念中最成熟、最正确、最有效的创作方法；但是并不把接受这种创作方法当成作家、艺术家参加党的条件，或甚至强迫作家们接受一种艺术创作方法。
“红色权利报”总编辑谈反修正主义斗争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布拉格２１日电】捷“红色权利报”总编辑考茨基在６月１３日和１４日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主要谈了关于跟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若干问题。他举出例子说明修正主义非常普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哈里希集团“走上叛国的道路”，法国共产党的一些知识分子脱离了正轨，英国共产党上次代表大会和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大会上对右派势力进行的斗争。
他说：“我不想详谈南斯拉夫的蜕化分子和德热拉斯的追随者杰吉耶尔在北欧和西欧宣传取消主义意见的那次旅行。对另外一个南斯拉夫理论家路基奇的社会家概念也是这样。
“在各国，在这些‘理论’修正主义者的叫嚷的同时，还有评论家、新闻记者、尤其是作家组成的大合唱。他们把一些革命原则变成感情的东西，并且制造一种狂热的神经错乱现象，无耻地迎合最阴晦的残余思想和本能。这些自称为代表舆论和人民良心的自封的救世主所发出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在今后长时期内将一直是一个警告，表明个人主义的骄傲、虚荣和专横会使人陷入什么地步。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布拉格１７日电】“红色权利报”在６月１７日发表的题为“思想工作提到前面来了”的社论中强调说，目前修正主义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必须“在思想战线上集中强大火力。由于这里一向低估了它的危险，这就更加必要了。
“
我国人民现在并没有不受、而且也不可能不受阶级敌人的思想影响，在我国，敌对的思想在被击败的资产阶级的残余和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中仍然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事实只是着重说明了继续提高思想警惕性这一任务的重要，要保卫我们的科学的真理的纯洁，要以原则的态度揭露一切不正确的意见、自由主义的倾向、无政府主义的专横独断和虚无主义的表现，并且与它们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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