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专电】6月16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施瓦茨的电讯,题目是“中国内幕:政治和经济不稳定,毛泽东的秘密讲话和批评的浪潮说明困难严重”,摘要如下:
    中共政权在国内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这似乎是本报上星期刊登的毛泽东的秘密讲话的摘要表现的基本实际情况。
    毛先生在今年2月27日和3月12日的讲话中规定了这个新方针。自从那时起,中共报纸就出现了许多详尽的材料说明人们的不满和所遇到的困难。这种材料炸掉了以前自称在全国空前团结的情况下不断前进的幸福繁荣的中国的门面。相反的,现在很明显,在匈牙利革命时的许多因素在共产党中国都有,毛先生的新方针主要是避免在他自己的国家内发生匈牙利式的灾难。
    毛先生的讲话和他的官方报纸和电台发表的材料透露,现在中共同时面临着政治和经济的不满。经济的不满大概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并且反过来加剧了政治的不满。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十年前,这种贫穷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使共产党能够征服中国的基础。现在毛先生面对着这种贫穷的现实,同时要对这种现实负责,这是在他的政权统治大陆中国八年以后必须担负起来的责任。
    由于中国根本是贫穷的,结果引起了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由于以下几个因素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一)自从1949年以来,中共效法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榜样,迅速推行了工业化。这需要中国人民作很大的牺牲,而他们的十分贫穷的情况使他们比苏联人民在1928年开始实行负担极重的工业化时更少忍受牺牲的条件。
    (二)在自1955年7月到1956年6月这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一亿多农户中的绝大多数集体化了。现在有迹象表明,集体化得到了相反的效果,因为为了要使集体化迅速进行而提出的过多的诺言证明是不能实现的,而政府增加对农民的苛捐杂税的做法又引起了更强烈的憎恨。
    (三)中国人口正在非常迅速地增加,而最近的估计表明,每年人口增加将近一千五百万人。这以现代出现过的最尖锐的方式提出了马尔萨斯问题——人比粮食供应增加得快。“因此必须采取步骤来使我国人口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一定的水平,比方说六亿的水平。”
    (四)关于迅速工业化和在城市有机会找工作的传说使得大批贫穷的农民离开他们乡下的小片土地到大城市去。这造成了这个政权一直在奋力应付的城市失业的大问题。
    (五)最后一点但是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今年和去年的大水灾和其他自然灾害给粮食生产和其他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是现在在中国各城市严格配售口粮的主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人现在不用暴力方式,而宣布要用说服的方法,并且允许按照毛泽东主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进行自由辩论。这种比较自由的气氛,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当中表现出,在共产党中国内部有许多人在政治上不满。这种反对表现得太嚣张和明显了,以致中共官方报纸过去一周又在试图收紧缰绳。
    现在已经承认的是,许多中国人对于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官员据有的越来越大的特权地位表示愤懑。但是也许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承认,在中国许多人发出这样的呼声,问道:为什么中国需要社会主义,为什么共产党应当在国家中据统治地位等等。
    【中央社纽约17日专电】“纽约时报”现已一反其前此之强调毛泽东最近演说中的“铁托主义”性而断定毛泽东的演说系因北平遭遇经济困难而起,并非基于主义上的考虑。
    “纽约时报”在过去两天曾刊载专文及新闻报导专门讨论共匪在这方面所遭遇的困难,“纽约时报”似乎相信美国应“让中共这些困难自然发展下去”。
    “纽约时报”记者麦克格里哥发自香港的报导说,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曾承认军队中各政治派系之间及军队与平民之间存有紧张状态,“纽约时报”在其星期新闻评论版中刊载该报苏俄问题专家施瓦兹一篇讨论匪区政治及经济不安的专文,该文与蒋廷黻一封强调同样看法的信同时刊出。
    【本刊讯】“纽约邮报”6月14日以“百花政策”为题发表梅伊·勒纳的文章说:近日来真正富有戏剧性的消息是经由华沙傅来的北京消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更好地说明全世界舆论的气氛了,即使共产党独裁者也必须在这种气氛中行事。赤色中国统治者希望作为一个大国被各个世界组织接受。他们希望得到外交上的承认。他们希望同日本和西方贸易。他们希望参加联合国。这是他们让毛在2月和3月所作的两个重要演说传到华沙的政界和知识界中间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演说又从华沙透露给美国记者。
    我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原因。显然,中共领袖们觉得,他们的政权现在已很稳定,因此他们不必继续施加恐怖压力了。同样清楚的是,他们觉得,让反对政权的情绪通过某种安全的孔道发泄出来,比让它郁积到爆发的地步要好得多。
    曾经到过中国的“印度时报”的主编弗兰克·莫雷斯说:“在民主国家中,政府在想要做什么事情时就通过一项法律。在中国是发动一个运动。”毛现在发动了这个“百花运动”。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句话有着一种诗意,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那些冷面无情和没有风趣的人所作不出来的事情。毛一向有从古代中国传统吸取它们的生动比喻的习惯,他把它们同共产主义的残酷无情熔和起来。
    在中国,知识分子害怕由于他们离开党的路线的真理而受到惩办,因此,他们等待毛给予他们护身符。请注意,毛说,“让百花齐放。”重要的是那个“让”字。
    中国新方针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对于这个方面可能是太幼稚了。如果认为恐怖政策永久结束了,那都是危险的。但是,重要的事实仍然存在,那就是:现在毛在谈论说“强制”时代正在为“说服”时代所代替,在目前看来,他不是说着玩的。
    至少,他的说法是颇有说服力的。他使用了每一个共产党干部必须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他说,甚至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也可能产生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冲突的形式出现的“矛盾”。看来毛急于指出,流血的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乃是镇压政策的结果,匈牙利共产党几乎在一个晚上就瓦解了,而且这个政权原会已经垮台,如果不是俄国干涉的话。
    这对共产党人说是一服猛药。无怪乎它使中国小官僚主义者感到惊慌了,他们恐怕反对派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并且要求分享政权。无怪乎俄国人不喜欢它。无怪乎波兰人喜欢它,因为它给予他们一种希望,就是他们在努力摆脱克里姆林的暴政方面可以得到有力的支持者。
    毛并不是笨人。这有助于达到他的目的——成为仁慈的独裁者,领导他的人民走上说服的道路。这使他成为不满的卫星国家的领袖们的一个力量。这使他在印度、缅甸以及整个东南亚和西方交了许多朋友。
    此外,如果出了毛病,他总归可以恢复他所长期奉行的那种残酷无情的政策。列宁给恐怖所下的定义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权力”——这就是这个仁慈的东方专制君主仍然拥有的那种权力。
    【美国之音20日17点半华语广播】北平中共政权现在正加紧的向批评中共政权的人们展开攻击。因为他们利用中共允许批评的新措施来做苛刻的批评。最近中共抨击的人物是以前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北平“人民日报”痛骂龙云说,他的批评是对苏联绝大的侮辱。“人民日报”又说,龙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所搬走的东北的机器设备表示很关心。由于批评中共而受到严厉抨击的还有章伯钧、章乃器和储安平等人。
    【法新社巴黎20日电】(代发越南新闻社)“法兰西晚报”驻香港特派记者报道:今天北京电讯说,在北京大学共产党会议厅中扔了两枚手榴弹。
    “这是在共产党中国一次发生的惊人的袭击案。
    “这可能是北京大学(原文如此——编者注)两派人——共产主义死硬派和共产主义自由派——之间的激烈斗争的一个后果。
    “此外,几周以来,相当多的学生曾经抗议该大学内存在的思想压制和恶劣物质条件,他们非常猛烈地在各学院的墙壁上贴了标语。标语说:‘把我们当成狗,学校理发师给我们乱剪一通,好像是把我们当作比狗还不如。’
    “官方的第一个反击措施就是停课一周,让学生学习毛泽东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著名演说,演说强调指出,应该用自由讨论代替强制。学生们可能不大了解这句话的意义,他们可能认为这是容许你随便干什么了。
    人们认为,投掷手榴弹可能是那些受到谴责的最激动的学生表示的反应。人们谴责这些学生的批评是敌视政府的,对政府没有建设意义的。”
    【法新社香港20日电】依据北京“人民日报”收到的工会人士的来信,人民中国正在面临一种工会危机,这种危机已经从上海某些工厂所发生的骚乱中表现出来。
    对工会内部存在着可忧虑的矛盾而感到遗憾的工会人士在这些来信中坦率地说: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员们对抗群众的意志,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工会领导人被各种规则和老一套的工作办法缠得束手束脚。这些规则和老一套的办法妨碍工会领导人遵照工人们的愿望和解决工人阶级所存在的问题。
    “人民日报”所收到的这些来信中的一封信对工会内部情况是这样总结的:同共产党的观点不一致等于不服从党的领导,不同意行政的看法,就是干涉行政的管辖权。因此,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跟随党和行政。
    最后,“人民日报”的通信员们要求结束这种不正常现象并且强调指出,应该尽快地使工会成为它们本应该是那样:成为独立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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