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新社汉堡五月二十二日电】高级技术,特别是计算机和电子工业发展的浪潮猛烈冲击着西德,从而引起了对合格人才的需求,工业界已经在考虑如何使担任要职的人员跟上这股发展的趋势。
    计算机和电子工程公司在销售额猛增和利润增加的推动下,已经开始在尚未毕业的大学生中招聘人员。还需要建立几个美国式的“技术园”。工业界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设法满足各公司需要的西德工艺学校和大学已经感到应付不暇。
    据西门子公司人事部门负责人特雷富特说,该公司仅明年一年就要雇三千名工程师。他说:“但是,如果能雇到此数的一半左右,我们就该满足了。我们现在猜想,今后几年,人才短缺的问题将一直存在。”
    西门子公司、惠普公司、尼克斯多夫公司、菲利浦公司、国际商用电器公司、数字设备公司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刊登广告招聘物理系、数学系和电子工程系的毕业生,从事微电子、系统分析、固体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他工业领域——特别是航天、机械、机器人和汽车等公司——同样需要人才,需要能运用计算机进行设计和制造的专家、软件专家和数据处理技术人员。
    西门子公司在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整个电子部
    门对专家的需求量在一九八二——八四年间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二十,对数据处理专家的需求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八十。特雷富特说,随着各公司竞相聘请大学毕业生的竞争加剧,薪水也可能提高。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五月二十三日报道】一九八四年新加坡公司破产创下了令人沮丧的纪录。
    迹象表明,今年也仍然有危险。去年有四百四十五家公司申请结业,是一九八二年的二○八家的两倍多。
    一项调查报告发现,大部分实业家对前景并不乐观。有更多公司预言生意会变坏而不是好转。旅馆、旅游业和零售业受的影响尤其大。旅馆居住率减到只有百分之六十五,是十年来最低的。许多较新旅馆居住率只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制造业特别是电子公司在近几个月里解雇了数千工人。不排斥制造业也可能裁减人员。
    第一季度汽车销售最下降百分之十四。
    据初步统计,今年头两个月经新加坡港口海运的货物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十一。
    【苏联《消息报》三月二十五日文章】题:阿甘别吉扬院士答记者问说,应当教授管理的科学(原编者按:阿甘别吉扬院士是著名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工业生产的经济与组织研究所所长,他认为,在今天培养经济领导人是最合算的投资之一。)
    问:阿甘别吉扬,培训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为什么您认为,这个问题恰恰在今天具有特殊意义呢?
    答:我们生活在特殊的时期。一九八五年三月苏共中央全会明确规定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我们必须力争在使国民经济转到集约化发展轨道方面达到决定性转折。我们应当,并且必须在短时期内占领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阵地,使社会劳动生产率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无论什么也不能代替一个好的领导人。我们有许多事例说明,一个人能够彻底改变一个落后部门的状况。还有更多的例子说明,一个精明能干的领导人能够把落后的企业变成先进的企业。而这个过程是能够而且应当加以管理的过程。如果我们善于把全国积累的先进的管理经验迅速地传给能干的、有远见的领导人,教会他掌握建立在善于运用经济杠杆这一基础上的指挥生产的现代化方法,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善成千上万个集体的现状。
    我们正在考虑:目前谁能成为生产领导人呢?最可能的是二十年前受过工学教育的人。
    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技术知识,但是,他们既缺乏大学的基础教育,又缺乏专业管理教育。而时代已经变了。
    二十年前只诞生了自动化,如今计算机已得到广泛推广;后来成为工程师的人二十年前在高等学校没有听说过什么社会学,如今,不运用社会学和心理学方法,要想管理巨大的集体是不可思议的。
    问:您有什么建议?
    答:采用积极的教学方法。我们的研究所在国立新西伯利亚大学开设了一个专门的系,在这里培训三种专家: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委以及边疆区和各州计委的工作人员、各企业和联合公司领导人、高等学校经济教研室的教师。
    教学的主要特点是听课。我们教的东西,不是让人们把在我们这儿听到的东西以后再向别人转述,而是让他们自己在实践中运用新的知识。培训的时间只有三个月。当然,这太短了。但是,使人们脱产三个月以上是困难的。要知道,学习的人都是负责人员。我们一年组织两批。正如实践所表明的那样,在三个月内可使人学到许多东西,按管理科学分类要学十五门课程。
    问:如何安排教学进度呢?
    答:首先我们要教会同电子计算机打交道。我们有专门的显示器大厅,在这里每个学员可以安静地坐下来用电子计算机工作。现代化的数学保证使每个人能够很容易地学会用对话方式对机器做工作,并获得他所关心的答案。所有其他课程都是建立在学员已经学会使用电子计算机的基础上的。
    积极的培训方法是造就新型领导人的极其重要的方法之一。新型领导人敢于对生产中的变革负责,而且深信这种变革会有益处。
    培训成年人的重耍性不亚于培训青年人。在国外的工商企业学校,制定一个最便宜的“业务演练”方法要花费二万美元,而复杂的“业务演练”方法要花费十多万美元。我们对业务演练也不是不花钱的。
    在我们这里,二十五名学员就需要四十六名高水平的教师、科学博士和副博士、研究所主要部门的领导人。这还没有把为电子计算机服务的技术工作人员计算在内。
    【南通社北京五月二十六日电】南斯拉夫和中国八月份将在贝尔格莱德签署一项关于在中国建设他们的第一家联合企业的总协定。这家将在中国河南省安阳市开工的企业将制造空气振动机和其他民用建筑部门所需要的机械。
    由于这种由南斯拉夫振动技术公司的专家们设计的空气振动机的工艺问题解决得好,这种机器被列入世界最先进的行列。
    一九八二年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发明博览会上。这家振动技术公司制造的
    这种民用建材工业的特殊机器和设备荣获一等奖。
    【美国《新闻周刊》六月三日一期文章】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酸雨问题
    中国不久将会成为研究酸雨问题的一个主要研究中心。应中国政府的要求,里根政府将向中国提供一些高级设备,用来找出中国日益严重的酸雨问题的根源及其影响。酸雨对自然资源——尤其对山峦——和人工建造的纪念碑——造成了明显的损坏。白宫顾问们担心,中国一心致力于工业发展,以至于忽视处理污染问题。一位助手开玩笑说:“中国研究环境污染问题的专家在他们政府中的影响没有山岭俱乐部在我国政府的影响大。”但美国科学家对有机会检验中国的酸雨问题表示欢迎——特别是由于中国的汽车数量很少。人们认为汽车是造成美国酸雨的一个主要污染源。
    【美国《迈阿密先驱报》五月三十一日文章】(驻北京记者迈克尔·布朗宁)昨天上午,纽约的一位眼外科医师把一位美国人捐献的眼角膜植入一位接近失明的中国军人的眼中。
    手术是在一架白色的DC—8喷气式飞机上有专门设备的机舱里进行的。这架飞机停在北京国际机场。
    手术是根据“空中眼科医院”计划进行的。所谓“空中眼科医院”,指的是非赢利性的设在飞机上的国际眼科医院,其宗旨是拯救盲人,在全世界推广最新的眼外科手术。
    手术的主刀是正在中国访问的曼哈顿眼耳喉医院的首席眼科医师兼外科主任杰克·多迪克博士。
    大约有两百名中国医师,通过同声翻译和彩色电视的屏幕,从头到尾观看了手术的进行。
    在手术过程中,中国医生可以通过步话器提出问题或发表意见。列入“空中眼科医院”计划的这种手术或其他手术,也可以由当地医师参加。
    在北京做的这例眼角膜移植手术用了一小时零五分钟,在整个手术中,那位军人的神志一直是清醒的,因为对他采用的是当地的麻醉方法。他可以自己走出手术室。
    “空中眼科医院”的医师们用显微镜、新式的激光外科手术技术以及当地的麻醉技术,一天可做六例眼角膜移植手术。
    “空中眼科医院”的基地设在美国,医务人员来自若干国家,资金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百事可乐公司以及私人捐赠。
    “空中眼科医院”的医务人员指出,他们来中国和到世界其他国家访问的目的,不是在当地大量医治盲人,而是教当地医师怎样做以及同他们交流经验和技术。
    【纽约《北美日报》五月十四日文章】题:改革经济与健全法制应同步前进中国法制的回顾与前瞻(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张鑫)
    中国大陆的法制近年来有重大的发展,除新宪法外,重要的基本法律,如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都已制订出来;民法典虽仍未出世,但其中的重要部分,如合同法、继承法、婚姻法等,也已制定公布施行。执法机构已基本完备,与健全法制有重要关系的律师制度也已重新建立,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笔者认为,上述有形的发展很重要,但决不能忽视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即执政党与法律的关系,在观念上有重大发展:从把党摆在法律之上的地位(简称“党大于法”),转变到承认执政党也要遵守法律。这种观念上的变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仍照过去那样“党大于法”,一声令下“砸烂公检法”,所有上述的成就都会烟消云散,又一次“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四人帮”被打倒后,许多曾因法制被破坏而遭受打击的领导人,深切体会到法制之重要性。经济混乱和生产停滞,也使执政当局认识到非加强和健全法制不可。
    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还提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
    彭真在一九七九年的一次会议上,针对“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作了新的阐释。他说,法律是党中央领导下制定的,任何地方党委都要服从党中央领导制定的法律,因此法律比党委大。这个阐释,对中国大陆的法律界可说是一次大解冻。
    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宣告,“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正式肯定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后来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再次明文记述了这个新的观念。“文革”时期,党不守法的情形发展到登峰造极,除以中共中央会议代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罢免国家主席之外,全国各级地方政权机关都被非法地改组了。宪法规定各级行政区域设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但一九六七年初黑龙江省取消上述政权机关代之以“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如法炮制。执政党对这种完全破坏宪法的行为,不仅未有任何批评,反而发电致贺,大加赞赏和鼓励,以致天下大乱,使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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