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四月二十五日一期文章】最近公布的第一季度贸易数字表明，台湾今年第一季度出口只比一九八四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点三，为七十亿美元，而去年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
全季度贸易总额只增长百分之二点三，为一百二十亿四千万美元，而二、三月份却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百分之五点二和百分之二点五。更加令人忧虑的是，三月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九点二，出口额为二十二亿四千万美元。这是两年多来的第一次。
台湾贸易总的下降趋势大体上反映了美国经济发展停滞，因为美国是台湾迄今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美国经济增长了百分之六点七，使台湾出口猛增至三百零四亿六千万美元，比一九八三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点二，并使这个岛的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点九。鉴于美国经济今年预期增长不会超过百分之三以上，台湾不可能保持去年那样高的增长速度。另外，由于新台币同过分强硬的美元拴在一起，台湾向欧洲出口已经变得竞争力不强了。新台币已经比欧洲货币增值多达百分之二十。
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台湾不能达到官方预言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百分之八点五的目标。台湾贸易下降要比去年秋天官方预测的情况严重得多。此外，从总的紧缩信贷中正在感觉到“十信”金融丑闻的影响。尽管很难加以衡量，它只能使已经缓慢的资本投资速度放慢，从而更加严重地延缓（经济的）增长。
政府为鼓励私人投资所采取的措施迄今没有收到效果。人们对过去四个月里两次降低利率（每次减百分之零点二五）耸耸肩，认为太少、太晚。虽然美国经济减缓是一个问题，但是，更为主要的问题看来还在于台湾工业改革引起了不稳定。
每个人都知道密集资本工业是未来的潮流。但是，这些“日出”工业需要投入大笔资本，甚至要投资到生产发展阶段，而台湾商界人士并没有耐心等着赢利而出名。同时，认为纺织品和鞋类等传统工业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下降的看法，也会使对这些工业的投资减少。其他因素也影响投资。例如，金融系统资金周转慢。潜在的投资者对公司提供的财经数据不真实可靠感到沮丧，而不愿把钱投放给生产性企业。
据台湾报纸报道，最近台湾当局解除了冻结十三年的“不准私人办大学”的禁令，允许私人兴办大学。台湾舆论界说，“这是台湾近些年来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台湾在五十年代允许团体和个人兴办大学，后来因为这类大学教学质量很低，人们把这类学校称为‘‘大学的招牌、中学的师资、小学的设备”。
台湾当局于一九七二年下令‘“暂缓接受私人筹办大学。”
近十几年来，台湾的工、农、商业和科技等方面都有所发展，各行各业急需各类专业人才。社会各阶层人士强烈呼吁当局解除“不准私人办大学”的禁令。在这种形势下，台湾“教育部长”李焕明才宣布，“今后私人可以兴办大学”。目前台湾准许私人办的大学包括工学院、医学院和技术性学院，“不准把原来的中等专业学校升格”。台湾“教育部”规定，各地新创办的大学或学院，必须有校舍（包括教室、活动场所和图书馆等）十五公顷以上，宿舍一万二千平米以上，教师必须合格，校方应备有教学实验用的各种设备，否则将不予批准。
台湾教育界人士认为，台湾当局允许私人办大学的决定“是明智的，符合社会发展和公众需要”
。
台湾舆论界认为，“在世界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很多国家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台湾的经济如果要发展，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等专业人才是不可能的。”
目前，台湾有三十多所公立和私立大学，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不足二万人，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况且很多优秀学生都到外国进修或谋求职业，所以很多工矿企业、商业、教育单位闹“人才荒”。
台湾报界人士认为，“政府允许私人办大学，将会促进教育事业和工商业的发展。”
（戴耀武）
【新加坡《联合晚报》四月三十日报道】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长张京育四月二十七日表示，为促进团结，必须推行“一共同的语言”，即“国语”。他表示，目前“政府”正大力推行“国语”，因此，开放电视台以“台语”播报晚间新闻的构想，“现暂不予考虑”。
张京育说，他并不否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出生、成长和工作的地点。但他强调，今天我们是处于一个特别的时空里，必须以推行“国语”，来作为促进同胞团结、和谐的主要工具，而且这项工作“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张京育特别指出，依据台湾“广播电视法”规定，广播、电视应以“国语”发音。
张京育还表示，我们要想塑造一个非常团结、和谐民族，必须多推广“大家都能了解的语文”，才能真正结合在一起，“成为坚强的中华民族”。
第三点与筹措发展资金有关。通常的情况是，在发展中国家里，对发展投资资金的需求往往超过它国内储备所能提供的数目。短缺部分或者就得由国内的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央银行，以信用贷款的方式来弥补，或者是求助于外国的援助和贷款。但如果中央银行提供的信用贷款太多，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威胁稳定的发展。而如果老是依赖国外的贷款，也会加重债务偿还的包袱。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处理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增加国内的储备，特别是各家各户的储蓄，还有就是发展国内金融市场。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是要象许多亚洲国家从八十年代起搞的那样改变那种人为的低利率法案，这样存款的利率起码就能超过通货膨胀率。还有更为重要的是加强金融体系，在全国建立一个银行分支行网，为人民提供带有各种期限的和各种兑现程度的储蓄手段。
即使采取此类措施来调动国内的储备，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国内投资也仍可能超过储备，仍可能需要从国外借款来补足。但是，在公开市场上向国外借款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精确的偿付计划，并且鉴于这一原因，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中国要在结构上作进一步的改进，诸如加强折旧提存制度等。
第四点是教育。回顾一下我们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能知道，人是最重要的管理方面的资源，而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牺牲基础教育，而把重点放在高等级教育和职业训练上的倾向，因为后者看来会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根据日本的经验，我们可以说，一个全面的基础教育体系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高等的教育体系。
在中国，发展教育事业被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水平是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最可靠的办法。
我们在考虑中国的未来时，不能忽略中国位于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个世界上经济发展最生气勃勃的区域之内这个事实。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贸易增长的角度来说，世界的重心显然正在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如果中国的经济开始扎扎实实地发展起来，这一趋势将会变得更加明显。
中国的四个经济特区和已被指定为经济开发区的十四个沿海城市，正处于这个朝气蓬勃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中心，因此可以预料它们将能象这个地区一样生气勃勃地发展起来。为了使经济特区对外国公司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有关外国人投资的法律和国际机场、国际电话联系等基础设施都需要进一步改进。
随着这些法律和基础设施得到改进，外国投资将能比现在更多，不仅会导致先进技术的流入，而且会导致销售和以销售为基础的产品开发等经营管理技能、销售策略、增强出口竞争力所需要的知识的流入。
从短期来讲，中国出口工业的兴起将会使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遇到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是，从长远来说，我认为，由于这将促使这些国家增强其工业结构并使之多样化，会有助于进一步增进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活力。（下）
【英国《泰晤士报》五月六日报道】题：中国铜器的复制品使学者们感到不安（记者杰·诺曼）
设在北京紫禁城围墙内的一个英国铸造厂制造的三十二件中国铜器的复制品，将于下个月在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内展出。这是中国在同西方进行新的贸易中取得的最不寻常的结果之一。它正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论。
这一想法是由中国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提出来的。一九八○年，担任鲍沃特公司董事长的卡里克勋爵在北京寻求贸易机会。中国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就这一想法同卡里克勋爵进行了交涉。他们希望借助西方技术复制故宫收藏的古代铜器。
他们强调完全相同的复制品要求复制出每一点瑕疵和绿锈，以便给人一种完全相同的艺术感。中国在复制艺术珍品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
卡里克勋爵引荐了一位朋友——艺术品商人凯内尔姆·迪格比——琼斯。迪格比——琼斯在过去四年内代表鲍沃特公司使这项计划付诸实现。他们现在有五十件完全相同的铜器以每件七万英镑的价值出售。迪格比——琼斯按照原物现行拍卖价格的百分之六左右的价格给这些铜器定价。事实上，有些被复制的铜器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是故宫独有的。用于铸进这些铜器的技术是由贝辛斯托克附近的莫里斯·辛格铸造厂提供的。它在世界铸造领域内居领先地位。
在为复制品制造橡胶铸型时，有损坏原来的铜器的危险，这是在中国学者中引起最多争论的问题。这项计划是在面对一些强烈的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实施的。在西方，争论集中在销售完全相同的复制品的道德问题以及复制品会对原物的价格产生潜在的不良影响的问题上。每一件复制品都盖有故宫暗号并被编号。
被挑选用于复制的铜器跨越了二千五百年，从商代初年到唐朝末年。
【美联社东京五月三日电】今天的一则报道说，日本最大的电子工业公司日立股份有限公司，同中国签署了一项合作研制中文微型计算机软件和出口供中国政府用的个人计算机的协议。
《日本经济新闻》说，根据这项协议，日立公司的工程师在七月底以前将同中国人一起研制中文软件，然后日立公司将在今后两年内向中国铁道部出口三万台个人计算机。同中国铁道部的铁路科学研究院签订的这项协议，是日立公司第一次同中国就微型计算机出口达成的交易。
【香港《天天日报》五月七日社论】今年头三个月，台湾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额，高达六亿三千多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多出了百分之四十八。而中国大陆货品的输入台湾，其总值更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差不多一倍。
这两项数字统计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关系，已比任何时期都来得密切，而且还有可能更进一步。
这样的经济关系愈来愈密切，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到不能再好。因为这等于说：“台湾与中国大陆，并无对峙的必要。”
如此充满和平、胞爱的贸易，更足以使两岸人民进一步互相了解。
北京只要再作更广大的对台贸易开放，将来的台湾以大陆为主要的贸易市场，亦不足奇！
真的有此一日，便是“血脉归流”！
我们以为，北京马上应该做的事是：一、正式提出保证，承诺“中国大陆市场对台湾开放不变”，以祛除台湾工商界的疑虑，使他们放心发展对大陆的贸易。二、鼓励香港各银行在大陆分行，直接办理对台湾出口商的结汇。三、欢迎台湾厂家在中国大陆设厂直接生产，给予最优惠待遇及最大的“政治方便”。四、同时欢迎台湾厂家在香港设厂，直接办理对大陆的输出。
能够这样做，可信不出二十年，台湾、香港与中国大陆，就“全是一家”，岂不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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