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四月十五日发表《身体长高的办法》后，有读者来信索要详细资料。我们已将塔斯社报道的这条消息全文译出。我们还搜集了苏联《科学与生活》文章《能不能长高一点？》以及另两篇短文，已译成中文，附有四幅图。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联系。
又：三月二十三日登载的适于我国妇女春夏秋日常穿着的服装图片，每套五张；一月十二日所载男装图片，每套四张，均还存有若干套彩色照片，需要的同志，也请来信联系。
读者服务室
【新加坡《联合早报》四月二十五日文章】题：洛杉矶成了“危都”
“哈罗！第三十九街和登克尔大道之间的角头公共电话亭内发现一具血尸，他是被人枪杀的……”
不久，洛杉矶市警长安德逊赶抵现场，血洒电话亭内的是一位名叫贝尔的年轻黑人，这名十六岁的丧生者有案底，是名小毒贩，属于“阿瓦龙”私会党的小娄罗，至于他是遭谁惨杀的，安德逊耸耸肩膀说道：
“我们可能会找到凶手，也可能永远不知道是谁干的。”
据估计，一九七九年洛杉矶的少年私会党徒约有二万八千名，这批年龄未及二十岁的私会党徒分门立派，组织了二百八十个名目不同的党派；到了去年，少年私会党徒的人数激增到四万名，党派也不下四百二十个，这些私会党通常由犯罪集团在背后操纵，进行贩毒、打劫、包娼之类的勾当。
贝尔之死在这个人海城市起不了多大的波纹，不过他在瓦茨也是位小有名气的黑社会人物，瓦茨是洛杉矶的哈林区，也是龙蛇杂居的地区，一九六五年瓦茨因爆发黑人骚乱而轰动一时。
瓦茨区的居民以黑人和南美洲移民后裔为主，这里的居民失业率奇高，大部分家庭是依靠社会救济金过活，救济金的数额虽不够支付一家大小的日常生活开支，不过却足够买些白粉。
贝尔是个瘾君子，也是名小毒贩，他经常在白粉内渗些牛奶粉，然后再转卖出去套利。出事的当天晚上，贝尔只告诉母亲他想到处逛逛，而他母亲也乐得一个人在家中清静。贝尔来到第三十九街和登克尔大道之界的公共电话亭，这个公共电话亭其实就是他的小“毒寨”，只要站在公共电话亭内就能眼观八面，警车一在远处出现，他也就可提高警戒，不过贝尔虽然能避过警方的监视，然而最后却难逃一死。安德逊终于逮到三名嫌犯，持枪的嫌疑只有十六岁、帮凶只比他大一岁，开车的也不过是二十岁，三人全是“八十九血缘”私会党的活跃份子；在枪杀贝尔前的十五分钟，他们曾向一名老人下手打劫。
洛杉矶警方专取缔私会党组的警探只有一百八十名，和四万名私会党周旋显然是于事无补，而取缔私会党组的行动也很大，许多警探因无法承担过重的工作压力而纷纷辞职不干了。
【法新社巴黎四月八日电】（记者皮埃尔·朗弗朗希）题：法国青年无纪律但支持搞原子弹
法国青年变了。虽然他们仍不守纪律，好批评政府，仍准备闯红灯或偷税漏税，但是今天，他们大多数却也赞成搞原子弹，拥护兵役制，反对和平主义。在中学和大学里，“要爱情，不要战争”这个口号，已经不再吃香了。
据一个民意测验机构为《问题》周刊向一千名十五岁至二十五岁的男女青年所作的一次调查的结果表明，百分之七十二的青年认为，法国如果没有核武器，就不能确保自己的国防。百分之六十八的青年反对国家单方面放弃打击力量的假设。
至于拒绝服兵役的问题，表示不愿服兵役的小伙子，只有百分之六，而在一九七九年为百分之十三。最后还有百分之六十四的青年赞成向外国出售军火。
分析家们认为，青年人思想上的这种变化，主要原因是，从社会党人于一九八一年上台以来，左派关于防务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教育部长甚至宣布，今后小学生都要真正学唱好国歌《马赛曲》。他的这一宣布没有引起任何批评，这在十年前右翼执政时是不可想象的。
据《洛杉矶时报》三月二十四日报道，黑非洲的电影事业，从六十年代初草创至今已二十多年，取得一定成绩，受到国际影坛的注意。
黑非洲的电影事业是随着非洲国家取得独立而发展起来的。起初，多是以非洲国家的名义，由欧美国家出钱出人拍片。到六十年代初，才有非洲人自己拍摄的影片出现。这些影片，开始大多为关于非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纪录片，后来才有故事片。一九六三年，乌斯曼·桑贝内编剧并导演的塞内加尔影片《四轮马车夫》在法国图尔电影节获最佳作品奖，这标志着黑非洲电影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开始走上世界影坛。
黑非洲电影事业的发展，法语国家一直走在前面。继《四轮马车夫》之后，桑贝内又拍摄了好几部故事片。其中，以闹剧形式摄制的政治影片《汇票》，在一九六八年威尼斯电影节获评委会特别奖。现在，塞内加尔已成为黑非洲拍片最多的国家。它拥有十多名有经验的电影和电视导演，有七十多名在法国、意大利、苏联和印度受过专门训练的影视技术人员。塞内加尔拍摄的影片，有黑白有彩色，有法语对白也有土语对白，在黑非洲享有很高的声誉。
电影事业发展较快的另一个法语国家是布基纳法索。它在一九六○年开始拍摄纪录片。一九七三年，年仅三十三岁的导演杰姆·科拉·马马杜用土语拍成这个国家的第一部故事片《帕里亚的鲜血》。十二年来，布基纳法索除拍了许多纪录片外，又拍了八部故事片。其中，加斯东·卡鲍里导演的彩色历史故事片《上帝的礼物》，曾在第八届泛非电影节获得三项奖，今年又成为获得法国凯撒奖的第一部黑非洲电影。现在，布基纳法索有一个电影研究所、一所电影学校、一个电影制片厂。它每两年主办一次泛非电影节。一位电影评论家指出，布基纳法索这个不大为人所知的西非内陆国，现以电影闻名于世，开始成为“非洲的好莱坞”。
同法语国家相比，黑非洲英语国家的电影事业发展较慢，水平也较低。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都拍了一些片子，但大多是摹仿印度和埃及的喜剧片，缺乏思想深度。加纳导演克瓦·安索拍摄的故事片《非洲式的爱情》，曾在泛非电影节和新德里电影节获奖，被誉为非洲“第一部受到推崇的英语影片”。今年三月的第九届泛非电影节放映了一百五十多部影片，有二十一个国家的三十七部影片参加评奖。这表明，非洲电影事业在不断发展，取得很大成绩。但前进的道路上仍困难重重。其中，主要是缺乏资金。据悉，不少导演在拿着剧本等钱。另外，欧美和印度电影占据着非洲市场，黑非洲电影一时还缺乏竞争力，发行很困难。（高秋福）
【印报托新德里四月二十三日电】印度电影明星拉杰·巴巴尔和赫玛·马利尼被评选为印度本年度的最佳男女电影演员，四月二十八日在这里把最佳电影荣誉奖授予他们。
塔吉尔在宣布授奖消息时说，拉杰是由于他在电影《今日之声》中的出色表演而获奖的，而赫玛则是因她在电影《沙拉拉》中扮演的角色而被评为最佳女演员。马赫斯特
·巴特因导演影片《本质》获最佳导演奖。
《今日之声》还赢得最佳影片奖，以及最佳电影脚本奖和最佳对白奖。
据苏联报纸报道，在和平的天空下长大的苏联青年女记者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经过艰苦的查找采访，积累了大量资料，创作了一部描写卫国战争中女兵的书《一旦连妇女也投入战斗》。
斯韦特兰娜在谈写作体会时说：“一提战争，马上就会想到是男人打仗。自古以来，战争是男人的事，妇女的职责似乎只是流泪送亲人，日夜盼凯旋。只有万不得已，妇女才参加战斗。采访当年的女兵后，我才知道，还有一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战争。”
卫国战争期间，有八十万女兵在不同的岗位上战斗，有炮手和机枪手，有狙击手和工兵，有侦察兵和坦克兵，有炊事兵和洗衣工……总之，战时没有一种职业是妇女不干的。这些十六至十八岁的姑娘穿上粗布军装，蹬上不合脚的大靴子。她们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活到了胜利日，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得了勋章……
她的采访对象玛丽亚·杰德科在战时是战地洗衣房的列兵。她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在洗衣服。从战场运来的军服几乎都是被鲜血染红的，有不少衣服缺袖子少裤腿，有的衣服上满是洞，我们用泪水洗衣服……”
前战地护士说：“我们见过多少身负重伤的战士，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国家还有肢体完整的男人。”前炊事兵回忆说，有时做好了饭，战斗结束后却没人吃，战士们全体阵亡。地下工作者不仅自己要冒险，还要作好随时牺牲亲人的准备。十岁的玛丽亚深夜躲进林丛中，默默地观察敌军车辆的去向。游击队根据她的情报，成功地拦截了载着德国军官的车队。
一天，约瑟夫要为游击队送情报，刚出门就遇上了德军巡逻队，试了几次都无法脱身。他只得派小女儿给游击队送情报，回来的路上，小女儿掉进冰窟窿，女孩虽然得救，双腿已经冻坏，只好截肢。战后她与父亲一起靠一份游击队养老金生活。斯韦特兰娜知道这一切后，四处奔走，才为玛丽亚争得了一份优抚金。（枝）
最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周年前夕
，苏联放映了新摄制的大型文献纪录片《朱可夫》。这部由战时的纪录片镜头、现场补摄镜头和图片构成的黑白片，简要地介绍了苏联著名将领朱可夫元帅的成长道路。
全片共分七个部分。《哈勒欣河》介绍了朱可夫三十年代末在远东指挥第一场重大战役，战胜了日军，形成了自己的统帅风格。《艰苦的日子》叙述朱可夫在卫国战争初期的活动和他指挥的莫斯科保卫战。《士兵的道路》回溯了朱可夫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苏联武装力量副最高统帅的经历，影片接着介绍了朱可夫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的活动。《向柏林进军》叙述了朱可夫指挥的柏林战役。《胜利的五月》记录了苏联军队攻克柏林、朱可夫主持德国无条件投降文件签署仪式的场面。《胜利日》再现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红场胜利阅兵的盛况；九时五十五分，斯大林、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登上列宁墓检阅台，十时正，朱可夫骑白马出克里姆林宫大门巡视红场上的受阅队伍……那年，朱可夫还不到五十岁。该片由曾在影片《解放》中扮演朱可夫的苏联人民演员乌里扬诺夫担任解说。影片中几十次出现斯大林的镜头或照片。（盛）
三月二十三日，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东南部的工业文化城克拉古耶瓦茨，举行了隆重的“青春火炬”接力棒传递起始仪式。按计划接力棒，将在五月二十五日青年节，即南斯拉夫已故总统铁托生日那一天传到贝尔格莱德。
这是自南斯拉夫解放以来举行的第四十次“青春火炬”接力棒传递活动。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也是在这里，克拉古耶瓦茨青少年发起组织了这一活动。那时，克拉古耶瓦茨刚解放不久。当地的青年为了表达对铁托的爱戴和准备为建设新国家而献身的决心，提出了在铁托生日之际向他递交附有签名的决心书的想法，同时采用奥林匹克的方式，传递火炬接力棒，把决心书装在接力棒内传到贝尔格莱德，递交给铁托。这一想法得到共青团组织的支持，并在全国青年当中引起广泛的响应。此后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的活动。（本报特约记者李军贝尔格莱德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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