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在一块数毫米见方的硅片上制作二百二十万个晶体管、电容器等电子元件，电路幅度仅一微米（千分之一毫米）左右，信息存储量这一百万位（比特，表示二进位的○或１的单位），相当于三百二十页每页书写四百个英文字母或数字的厚厚一叠稿纸，这就是一百万位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日本半官方的电信电话公司和日本电气、日立制作所、富士通、东芝、三菱电机等五家公司，美国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电话电报公司、莫提克斯公司及贝尔研究所自去年以来相继宣布研制成功这种一百万位的动态存储器，早则在今年夏天，一些厂家就将向用户提供样品，并且还会有部分商品上市。
把晶体管、二极管、电容器、电阻等电子元件制作在一块半导体硅片上，用线路连接起来，构成所需要的电路，这就是半导体集成电路，上述存储器即是集成电路中的一种。集成电路自一九五八年由美国人研制成功后，经过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上的电子元件数目在一万个以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元件数目在十万个以上）阶段，目前已经迎来一块芯片上电子元件多达二百万个以上的所谓超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
第一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６４Ｋ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上有十五万个电子元件）是从一九八二年三月起由日本的日立、日本电气和富士通等半导体厂家首先实现大批量生产的。这标志着日本的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超过了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第二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存储器是２５６Ｋ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一块芯片上有六十万个电子元件，信息容量可达三万个字）从去年秋天开始上市，据认为，今年将是由６４Ｋ向２５６Ｋ大规模更新换代的一年，到一九八七年，信息容量四倍于２５６Ｋ的１Ｍ位（一百万位）存储器将取代２５６Ｋ存储器的主角地位。有消息说，４Ｍ存储器业已进入工厂研制阶段，到本世纪末，出现１０００Ｍ的存储器似乎也不是梦想。
在日本，目前已大批量生产（月产量在一百万块以上）２５６Ｋ存储器的厂家有日本电气、日立、富士通、东芝、三菱电机等公司，夏普，理光、东京三洋等后起厂家正在尾追而至。但是，在美国，还只有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等少数几个厂家能够制造。仅就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存储器而言，日本的技术实力已遥遥领先。美国曾先后要求日本转让２５６Ｋ和１Ｍ集成电路存储器制造技术，便是再好不过的证明。
在激烈的竞争和大批量生产的影响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品的价格直线下降。仍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为例：在日本，６４Ｋ每块价格在一九八四年夏季是七百日元，今年二月中旬降至三百六十日元，２５６Ｋ也从去年夏季的四千日元降到今年二月的二千日元，据估计，今年之内肯定会降至千日元以下。
集成电路集成度的提高受到现有的半导体材料和加工技术（光刻致薄制作电路等）的限制。因此，日美等国家正在大力研究新的集成电路技术，如用砷化镓半导体代替硅，利用电子束，Ｘ射线等进行加工，研制三维集成电路、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集成电路、光集成电路，利用一些物质的超导性能的约瑟夫森元件，生物芯片等等。这些高级尖端技术的研究开发都在不断取得进展。
【《日本经济新闻》三月十五日报道】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和林原生物化学研究所应用把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融合在一起的“生物电子技术”，成功地开发出水溶性光聚合物（ＷＳＰ）。ＷＰ是一种能够印制超微（不到一微米）领域的超微级集成电路的新材料。
据认为，这种新材料将为超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实用化开辟道路。
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和林原生物化学研究所开发的ＷＳＰ是把多糖类化合物同光漂白试剂化合在一起的聚合物。多糖类化合物是使用林原生物化学研究所的有代表性的生物技术——酶工程制作出的新物质。为了使多糖类化合物同在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中的光学式复制技术互相配合，因而考虑出使它同光漂白功能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据说，薄薄地涂一层多糖类化合物同光漂白剂的结合物，就可以防止曝光时发生散射光。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的实验证明，即使描线的宽度窄到零点五微米，也能复制出清晰的图形。由于ＷＳＰ易溶于水，因而冲洗简便，不怕热处理。
这种新材料一旦实用化，就可能印制超微领域的超微级电路，可望研制进一步提高集成度的超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南通社布达佩斯二月三日电】匈牙利统计学家说，匈牙利可能是死亡率高于出生率的唯一的欧洲国家。
匈牙利的人口去年下降了两万。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到本世纪末，匈牙利将比现在减少二十万人。
有鉴于此，匈牙利正在制定一项增加出生人数的长期计划。该计划包括采取经济、医学、社会和其它方面的措施，以便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改善国家的人口状况。
匈牙利目前人口总数为一千零七十万。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从四月一日开始，禁止三轮车在市内运行。这样四万辆三轮脚踏车就在街头消失了。
雅加达市政府发言人苏达尔辛说：“干三轮脚踏车这种工作的人，超过三年差不多全病倒。自一九七二年以来，我们已宣布三轮车不为交通工具。三轮车车夫现时必须明白他们将要放弃危及自己生命的职业。”
雅加达市长和五个区长说，用三轮车作运输工具，“对一个现代化城市是古老的和不适应的，是引起挤塞和不人道的工具。”
三轮车车速慢，容易引起交通阻塞。在数月前，市政府官员下令警察没收没有车牌照或在禁区行驶的三轮车。现已没收二万辆，存放在仓库里，等候官方决定销毁。
苏达尔辛说，百分之九十的车夫来自农村，现在市政府向车夫提出三种解决办法：①提供回程车票送回家乡；②协助寻找其他生计；③把爪哇居民转移到人口较少的地区，如苏门答腊、婆罗洲等。
（摘自三月三十一日香港《新晚报》）
【西德《经济周刊》一月十八日报道】法国政府要开始执行一项大规模的电子计算机训练计划，让全国老少都有可能接受现代家用电脑训练。计划规定在法国三万六千五百个城镇中的大多数建立训练中心，每个中心各装备最多可达六台电脑。这项计划的基础是由“世界信息和人的资源中心”制订的。
这一中心的创办人是《快报》前发行人和成功的作家让一雅克·塞尔旺
——施赖贝尔。根据这项计划，不仅学生，而且成人也可以在训练中心学习掌握现代小型电子计算机。
这项计划得到了法国总统密特朗的支持，计划要求购置约二十五万台计算机，投资二十亿马克左右。用什么机子训练法国人适应未来的问题还没有决定。
据世界银行说，尽管占世界人口将近一半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每年还不到四百美元，但是，近年来，它们在诸如教育和卫生这些领域里已取得了重大成绩。二月中旬出版的第十八版《世界银行图表集》首次编入了以平均寿命和小学入学人数来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尺度的图表。
以下是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
发展中国家居民一九八二年的平均寿命是六十岁，而一九六○年是四十五岁。工业国家一九八二年的平均寿命是七十六岁，而一九六○年是七十岁左右。
发展中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显著下降。这表明，它们的卫生、营养和医疗条件得到了改善。
今天的初级教育普及范围，尤其是对女孩子的普及范围比二十年前要广泛得多。发展中国家在一九六○年的平均小学入学率是百分之八十，到一九八二年增长到了百分之九十六。
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资料表明，有大约二十二亿人，或者说是将近半数的世界人口在一九八二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四百美元。在一九七二
——八二年这个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的时期里，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八十三个国家和地区，每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低于百分之二。（肖）
【《亚洲商业》月刊文章】题：预防“颓废”病
日本领导人担心日本沾染上他们认为最坏不过的社会弊病“先进国家病”。这种传染病源于英国，并一度被认为只限于在那里流行，因此最初也被称为“英国病”。但它后来扩散开来，越过英吉利海峡，侵袭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连曾经不受外来影响的西德也不能幸免。美国和加拿大也染上了这种病。表面上看来避免了这种病的唯一先进国家是日本。
这种病最显著的特征是失去了工作的愿望。人们不再长时间地工作，工作时也不再努力干了。闲暇生活变得比工作更重要，工作必须搞得“有趣”，以便吸引雇员。这一切由于放任不羁的工会而愈演愈烈。生产停滞，有时还下降。经济增长变得缓慢。
但情况还不止于此。人们虽然工作得少了，但却不断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
更为严重的是，颓废的明显迹象大量出现。犯罪和少年犯罪事件层出不穷。年轻人搞一些稀奇古怪的个人主义的放肆行动，有时搞反社会活动。社会的基本准则受到藐视，民族的团结遭到破坏。全体人民变得爱惹事，有一部分人几乎无法控制。
这些问题给财政带来了讨厌的影响。工资加上包括越来越多的“补助”在内的福利金的开支，滚雪球似地不断增大。
引起“先进国家病”的一个明显的原因是老年人的增加。
其它原因可以归结为经济的衰退。
随着一代人一代人的接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人们生活在比较民主、比较平等的社会中的年轻人不会那么乐意接受前辈的观念，他们要试试自己的生活方式。
避免发生严重的“先进国家病”的最好办法也许是接受受到谨慎控制的小剂量的药，就象接种疫苗一样。在这之后，便可以服用剂量更大的药而不会有过大的危险。
如果说日本能够采用西方技术，如果说它能够引进外国的思想和文化，如果说它能够建立起现代化的经济，那么它就应当能够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制定出与其目前的先进国家地位相适应的社会政策。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在过去所取得的大多数成就将没有什么价值。
而情况可能会比它所批评的那些向“先进国家病”屈服的国家更糟。
据路透社二月十日报道，美国纽约市街头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成千上万。
这些流浪汉终日栖息在剧院、车站等公共场所外面，有的尖声怪叫，有的坐在地上发呆。他们衣衫褴褛，满面污垢，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有些人对行人构成威胁，许多人悲惨地死在街上。
纽约是个繁华的城市，但是没有人理会这些无家可归的病人。中央火车站的行人怀着厌恶的心情匆匆走过；联合国总部大楼外面的游客小心翼翼地绕开他们。人们都认为，患精神病的流浪汉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由谁负责解决这个问题呢？
美国行政当局没有一个统筹的计划。纽约市当局说，这个问题应当由纽约州负责，纽约州说，应当由纽约市负责。
纽约州六十年代制订的一项政策规定要把精神病医院中的患者统统放出来。这就使街头精神病患者人数不断增加。据估计，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五年从医院放出的病人在六万到十二万之间。
另外，由于政府削减社会福利经费，失业率不断上升，缺乏住房和便宜的旅馆，街头流浪汉和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有增无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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