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科学家》周刊文章】题：伊拉克的秘密武器：水
一九八一年，伊拉克政府声称它在同伊朗已进行了一年之久的战争中得到了一个“秘密武器”。人们对这一武器性质进行的推测迄今为止都集中在“飞鱼”导弹和毒气上面。但是，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四年卫星资料获得的一系列图象表明，这个武器就是在巴士拉东部盐坪上修建的一个庞大的水利工程。伊拉克修建了一道长五十多公里和宽十公里的巨大水障。
这个水障使伊拉克总统能够履行他在海湾战争开始时所许的诺言：“伊拉克部队在伊朗胡齐斯坦省占领的一切地区……仍将在伊拉克的控制之下，将并入伊拉克，成为这个国家最早的地图的一部分”。
古代苏萨（波斯帝国首都）的遗迹有面积达一万平方公里的盐坪。这些盐坪曾一度是水浇地。现在只有在涨潮时有鸟和昆虫来，平时没有生命，除适于坦克战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在过去的五年中，这是伊朗和伊拉克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有多达五十万人死在这里，解决这块不毛之地的前途和战争本身的关键，可能在于伊拉克人正在进行的一项水利工程计划。
一九八○年秋，伊拉克入侵伊朗，目的显然是要控制整个阿拉伯河，包括在阿巴丹岛的石油中转站，并“解放”胡齐斯坦。到一九八一年四月，伊拉克人已完成了巴士拉东面的一条灌满了水的大沟。
巴士拉座落在伊拉克南部唯一一块比较干的土地上，这条大水沟对巴士拉的重要性远不止是作为一条护城河。
自伊朗一九八二年对巴士拉开始进行无效的进攻以来，分水工程的规模扩大了三倍多。一九八三年一月，分水工程已在东南端扩大成了十公里宽的一个湖。从这个湖修了两条水渠。一条穿过伊朗领土通达霍拉姆沙赫尔。另一条流向正北。不管这些水渠通到何处，伊拉克人把各种重武器部署在其背后。在东南部，伊拉克人躲在这道水沟后面向前推进，并回到了伊朗境内。这使伊拉克的坦克得以接近唯一一块通向阿巴丹的干地。
到目前为止，伊拉克人为修建湖和水渠挖掉了四亿立方米的盐碱土。有很大一部分工程是在伊朗军队的炮火下进行的。土木工程师开凿工程已经花费了至少十亿美元。
在今天的伊朗境内，两条河流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而阿拉伯河是从北部的山中流出的。它们同伊拉克著名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相连接。伊朗这两条河流之一的卡尔黑河流经美索不达米亚古城苏萨的遗址，随后消失在不计其数的被遗弃的沟渠中逐渐干涸。水干后露出了盐田、暂时的干盐湖和一片白茫茫的盐坪。
第二条河是卡伦河。它的水有百分之七十是蒸发掉的，但仍能穿过沙漠到达阿拉伯河。因此，它成了伊朗防御伊拉克的一条天然屏障。
很清楚，伊拉克在沙漠中修水利工程的最终目标是破坏这条防线和进入胡齐斯坦。那里的居民主要是阿拉伯人而不是伊朗人。
一位水利学家建议，伊拉克人把渠道同卡尔黑河相连。
卡伦河的水引入与之平行的卡尔黑河，后果将是摧毁伊朗人对付伊拉克的主要防卫——既作为河流，又作为淹没周围土地以阻止敌人推进的手段。
访问开罗和十年徒刑
一九七八年五月，苏联情报局要求汉普顿访问埃及和以色列，调查如下问题：
一、埃及的经济状况；
二、在埃及投资的美国公司，投资项目；
三、以色列从哪里进口石油？需要哪些战略原料？怎样对以色列实行国际惩罚，以便削弱它的力量。
汉普顿在开罗会见了大批实业家、政府官员和军官，他们同他坦率地交谈，并给了他重要情报。尔后，他又到以色列搜集情报。他从特拉维夫来到伦敦，给维也纳的波拉寄去了一份详细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汉普顿被紧急召到维也纳，波拉告诉他，奥地利情报局看到了他的报告，他的面目暴露了，波拉要他停止一切活动，并给了他一个信封，里面有五千美元。汉普顿大笑良久，他为苏联情报局工作了二十二年，这是唯一的报酬，每月十九美元！
汉普顿把钱还给了苏联情报局，在东欧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回拉法尔大学去了。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加拿大的治安人员在汉普顿家中发现了先进的通讯装置，将他逮捕了，在进行了长时间的审讯后，向他提出这样一笔交易：如果你同我们合作，我们就不对你进行判决。你把你同苏联情报局的全部事情写出来，包括全部细节，以便我们了解莫斯科是怎么想的。
一九八二年，汉普顿问加拿大情报局，他能否去美国或英国。他们劝他不要这样做，以免这两个国家中的哪个机构把他逮捕。他没有听从劝告，于一九八二年六月来到伦敦，英国情报局将他逮捕并交法庭审判。
审判时，汉普顿承认他有罪，承认他曾为苏联人刺探情报，并把西方的重要秘密交给他们。他被判十年监禁。
现在汉普顿还在英国的一所监狱里。（三）
（王秀纯译）
【美联社联合国二月二十二日电】联合国秘书长今天宣布征集为在今年庆祝联合国诞生四十周年的最佳招贴画设计。
任何成员国的任何公民都可应征。头等奖五千美元、二等奖二千美元、三等奖一千美元。另设八名荣誉奖，奖金各为二百五十美元。应征者可提交一件或几件作品。提交作品的截止日期为六月十日。六月二十六日宣布全国优胜者，招贴画要在七月十七日以前邮寄联合国总部，于七月三十一日宣布优胜者。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二月二十八日电】阿尔巴尼亚就其前总理谢胡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之死公开提出了新的，也是第三种说法。
党的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上提出的这种新说法称，谢胡是“因为反对党同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而被清除的”。该报说，谢胡实际上是“打入阿尔巴尼亚领导机构为美国人、苏联人和南斯拉夫人效劳的间谍”。
谢胡之死的第一种说法是在谢胡刚死后刊登在《人民之声报》上的官方公报宣布的。阿尔巴尼亚党中央、政府和人民议会主席团在这项公报中解释说，谢胡是“因精神病而自杀的”。
阿尔巴尼亚党的首脑霍查提出了第二种说法，他说谢胡是在意识到他的外国间谍身份暴露后自杀的。
一九六三年夏，我参加了苏联驻联合国使团。使团团长费德林，他对外交事务的极大兴趣是在中国产生的。作为科学院院士，他是一名真正的专家，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就因为这些，葛罗米柯不信任他。对于葛罗米柯来说，没有什么比对本职工作三心二意更可恶的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我国领导发生了事变——对赫鲁晓夫发动的又一次宫廷政变，这一次成功了。对于所有重大事件，美国人往往只找出一条主要原因来，苏联人不是这样对待问题。赫鲁晓夫之所以被夺了权，有许多重要原因。官僚们对赫鲁晓夫强加给党组织的一系列新规定感到惶惑。选举城市和地区官员的次数增加了，任期又不超过六年。没有比这些新规定更使官员们感到不安的了。他们不再能依靠只领薪水不干事的职位作终身职业了。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激怒了克格勃。军界对他裁减部队官员，致使大批军官被迫退役的做法不满。他在古巴的冒险行动以使他丢脸的结局告终。
然而，导致他垮台的最直接因素，很可能是因他决心于十一月份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再次改组党的机构。这次不仅要涉及到中级官员，而且还涉及到高级干部。因而他触犯了核心中的核心，统治阶级中的最高层。费德林把后来发生的事情对我讲了。苏斯洛夫和柯西金是反赫鲁晓夫的主要推动者。苏斯洛夫对做党的元老和主要思想家似乎感到满意，柯西金对当上部长会议主席并在国家经济和对外政策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也感到高兴。
但他们在让谁当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问题上却难干取得一致意见。
他们最后选中了一位出人意外的人物：勃列日涅夫。他当时任橡皮图章式议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挂名主席。他们预料他不会有更多的作为，知道他的才能相当低下，所以他们确信这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没有能耐站出来反对他们。
葛罗米柯是个例外。还在赫鲁晓夫当政时，他便决定同勃列日涅夫交往，事实证明他这样做是有先见之明的。一开始，勃列日涅夫举止十分谨慎。到一九六六年春，当时我已从纽约回到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已牢牢控制住了权力。勃列日涅夫不象赫鲁晓夫，似乎没有自己的主见。
勃列日涅夫当然不是个幻想家，甚至算不上个知识分子。他的力量在于他具有非同凡响的组织能力。他还具有作出妥协的天赋并能在不同的、甚至是敌对的势力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
柯西金保住了他的克里姆林宫外交事务发言人的作用，虽然他的地位由于勃列日涅夫在这一领域的权力得到扩大而大大削弱。我相信，为了保护自己，柯西金有意避开克里姆林宫内部的许多阴谋活动和权力斗争。后来，勃列日涅夫进一步逼他靠边，柯西金好几次向政治局提出了辞职请求。
尽管他二人关系不睦，但勃列日涅夫还是不批准这些请求，并继续装作尊重柯西金，而实际上却越来越不理睬他的意见。勃列日涅夫控制了外交事务的大权之后，他便把柯西金撇在一边，并开始重用他的密友和亲信葛罗米柯。
（六）
【日本《每日新闻》二月十三日文章】题：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记者小呜康生）
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于去年十月底结束了轨道敷设工程。总长达三千五百公里的贝阿铁路预定两年后开始投入商业运行，当前处在区间运行阶段，主要是运输资材。由于这条新干线的诞生，西伯利亚的开发将加快速度。
北贝加尔斯克位于贝加尔最北部，是新建成的“贝阿之城”。应苏联新闻社的邀请，我来到了这个地区，荣幸地乘上了业务联络车。凭窗眺望，贝加尔湖湖面冰冻如镜，车一直往东开，朝着一片银白色的世界奔驰。
贝加尔湖的雄姿渐渐逝去，我隐隐约约看到远处山峦起伏。这里地震多发，化冰期一到，洪水泛滥，经常是飞沙走石。然而，人们就在这片冻土上与大自然展开了搏斗，劈开十一条大河和七个山岳地带，修建了九个大型隧道和二千二百三十七座铁桥。
火车从北贝加尔斯克行七十公里，进入了基切拉城，这里是白雪皑皑的城市，气温低到零下四十度。一下火车立刻感到寒风刺骨。连照相机都冻得失灵了。
建设队长阿克西莫前来迎接我们。她是贝阿建设队里唯一的女队长。早在一九七四年刚刚修建贝阿铁路时，共青团就掀起了运动，动员青年参加“本世纪的伟大事业”。从那以后，已经度过了十一个春秋，现在在贝阿铁路沿线已经诞生了年轻人的城市，出现了生育高峰。
【法新社巴黎二月二十四日电】
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柏林会议的“总协定”制定了瓜分非洲殖民地的规定。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非洲大陆今天仍然面临着的边界问题，其根源盖出于此。
“总协定”主要规定：一个登上非洲海岸的强国所进行的任何领土吞并都必须是有效占领，并要通知其它签约国。
一九六四年，非洲国家元首在开罗举行了会议，一致通过了除索马里外殖民边界原封不动的原则。
由于意识到不同的观点可能会使非洲陷于混乱，所以非洲大陆的领导人最终选择了“冻结”边界问题的作法。然而因边界的划分而发生的许多冲突在近二十年中仍给非洲带来了流血的战乱。最典型的是：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七年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爆发的两次战争。
在柏林会议一百周年之机，人们将召开研讨会，其中一个会议于三月下半月在柏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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