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台湾《中国时报》和香港《中报》报道，台湾《蓬莱岛》杂志去年上半年载文，批评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主任冯沪祥，说他所著的《新马克思主义》一书，是“以翻译代替创作”。冯沪祥向台北法院控告《蓬莱岛》杂志诽谤他。《蓬莱岛》杂志社长陈水扁则向法院反诉冯沪祥诬告。台北地方法院一月十二日作出判决，认为陈水扁和《蓬莱岛》杂志发行人黄天福、总编辑李逸群，“因共同连续诽谤，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赔偿冯沪祥新台币二百万元”。判决书说，陈水扁所诉冯沪祥诬告，“尚非有据”，宣判冯沪祥无罪。香港《中报》指出，台北当局对这一案子“速审速结”，“开创了台湾文字狱的新范例”。这家报纸说，台北此举“有两大目的：一是让《蓬莱岛》因不堪赔偿而关门或一蹶不振；二是让有意在年底竞选台南县长的陈水扁无法参选”。
一月十七日，陈水扁、黄天福和李逸群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对涉及冯沪祥诽谤案的一审判决不服，决以拒绝上诉表示抗议”。据说，陈水扁已决定由台北步行北上服刑。（刘茂剑）
【日本《每日新闻》一月二十八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土田真靖在台湾采访台湾立法委员费希平后写的一篇采访纪要】（原编者按：在去年年底的台湾立法院会议上，“永久性议员”费希平提出的“大中国邦联”的构想是：正视隔着台湾海峡的两个政权一直有效地统治着各自统治的地区的现实，在“大中国邦联”这个大结构中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具体内容是：（一）参加邦联的各成员在内政、外交和国防方面独立，在上部不设最高权力机构；（二）在制定和修订邦联规约时，必须经双方同意；（三）可以自由地脱离邦联。俞国华行政院长说：“这不仅是违反宪法，而且是幻想。”费希平的提案立即被否决了。他的提案同主张以“一国两制”的香港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中国方面的方针也是相抵触的。）
问：您提出“大中国邦联”构想的起因是什么？
费：第一，在美国的一部分学者中有这样一种设想。第二，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香港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英中就香港问题达成的协议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冲击。
问：为什么不能接受“一国两制”呢？
费：因为现在大陆和台湾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生活水平方面，都存在差距。
问：中国方面说“可以保持现状”，……
费：“一国两制”从世界的历史来看也是没有先例的。而且那样一来我们就变成了地方政府。即使统一中央政府随意改变政策，作为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的我们来说也毫无办法。以共产党政权为母体的“一国两制”方式是不能接受的。
“大中国邦联”是一种象国际会议那样的东西，双方都不改变国旗和国徽。如果这样的话，或许对双方来说都是能接受的。
问：但是，归根结底，“大中国邦联”是两个国家的方式，难道不是这样吗？
费：是的。如果是在邦联之下的两个国家，有可能和平共处、和平竞争。而且我并不是说可以永远作为两个国家存在下去。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如果将来政治、经济方面的差距缩小了，统一也是可能的。可以举行公民投票，如果大家都赞成，可以建立联邦政府。
【在美国出版的《美丽岛》杂志一月二十六日一期文章】题：江南案内幕（作者：王中）
去年岁末，曾有国民党元老级的高层人士，对江南案的经过作了颇具权威性的透露。
传闻说，江南案发生的前因后果大致如下：一九八三年七月中旬，宋楚瑜以新闻局长身份访旧金山，希望对阻止江南出《蒋经国传》事作最后谈判和解决，由于江南态度坚决，无可商量，宋返台后，即将此事呈报蒋孝武，并建议蒋采取断然措施。蒋孝武此时虽已有杀江南之心，唯并未积极进行。到一九八四年，江南进一步发表《吴国桢专访》，并积极活动，要把吴国桢搞回大陆访问，而江南本人非但与大陆官方接触，且应邀参加中共建国三十五周年国庆大典，此无异促使蒋孝武下定杀心。
蒋孝武决定谋杀江南后，曾向蒋经国请示，蒋未置可否，嘱其与担任“总统秘书长”的沈伯伯（即沈昌焕，孝武视沈为长辈并以伯伯相称）仔细磋商。沈认为美国里根连任总统，亲台的右派得势，杀江南将不致引起大波。虽然如此，但老奸巨滑的沈昌焕，为了分担责任，仍主张召集一次秘密的小组会议，共商此事。出席上述会议的有外交部丁懋时、国防部张国英、侨委会曾广顺。宋楚瑜此时已转任国民党文工会，但仍代表党部出席会议。会中一致主张处决江南，用以吓阻海外华侨对国民党的叛离。宋楚瑜在会中发言，指出一年来，中共藉奥运成绩，收回港九及开放与笑脸政策，拢络侨心，使国民党处处陷于被动和颓势，杀江南有助于挽回颓势及今后侨务工作之扩展。
会中也讨论了处决江南的方式，有人主张用车祸或瓦斯爆炸等意外事故谋害江南，有人认为应明正典刑枪杀处决，方能收到杀鸡儆猴之效果，最后决定，由驻外单位协助配合，由流氓帮派执行，用枪杀处决江南。
沈将会议结果告知蒋孝武，并令“国家安全局”的一名顾问与竹联帮联络。
竹联帮堂主陈启礼要求和蒋孝武见面，蒋不允，但和陈通了电话，并在电话中告以处决江南的行动，应在蒋孝武访问日本不在台湾的期间执行。
参加小组会议的各单位，立即以密电通令其驻外人员配合江案之执行。北美协调会总代表钱复和驻旧金山及洛杉矶的分处处长欧阳璜与刘达人也分别接到外交部指示，此所以在江南被害后，国民党驻外单位一致保持缄默：对江南遗族不慰问，对江南出丧不吊祭，甚至案发地国民党驻旧金山分处副处长茅承祖竟然公开扯谎，力言不知有江南被害之事发生。此不只是谎话，更是笑话了！
【波兰《普世言论报》一月二十三日评论】题：新的一年的良好开端
在新的一年里，我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有了非常成功的开端。一月六日，中国国家机械公司在华沙签订了波中贸易关系史上最大的一笔合同，由波兰供应一万四千多辆小轿车，一千一百辆各种型号的“耶尔策”牌汽车和“星”牌卡车。合同总值二亿二千一百万瑞士法郎。此外，别尔斯克汽车厂还签订了另一项合同，向中国供应五千辆“菲亚特１２６Ｐ”型小轿车。
不久前，以宫本言副省长为首的中国黑龙江省经济代表团结束了访问。这次访问系考察性质，可以使中国客人了解到在波兰工业同中国这个北方省份的工业之间合作的可能性。
波中经济关系从两年前开始了非常有益的发展。外贸部副部长格维亚兹达几个月前分析波中外贸和经济合作的现状时强调说：“我认为，在最近几年，年贸易额达到十亿瑞士法郎的任务是现实的。”
一九八二年底，中国在开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方面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注意到同经互会国家合作的有利条件，首先是无需动用外汇来支付用于进口更新设备所需的商品的款项。
中国转向了经济外交政策，力图既得到西方和日本所能提供的好处，也得到社会主义国家可能提供的好处。这一点实际反映在不仅同波兰，而且同经互会所有国家外贸额增长方面。去年同匈牙利的贸易额增加了一倍，达到了两亿一千万法郎。中国同保加利亚的贸易也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一九八四年同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额预计增加三分之一，大致相当于波兰同中国的贸易额。中国同罗马尼亚的贸易情况与此近似。最近，中国与罗马尼亚签订了一项协定，在制造矿山设备和煤的加工方面进行合作。中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贸易额增长稍低一些，大约为四亿五千万法郎。中苏贸易增长最快，去年增长的幅度超过了百分之三百，而一九八四年上半年的贸易额几乎达到了四亿卢布。中国经济的好转反映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上。五年来，中国对外贸易从世界第三十二位上升到第十六位，去年十个月的贸易总额高达七十亿美元。因此中国市场一年比一年大，越来越有吸引力。所有在世界上占重要地位的出口国都努力同中国进行贸易。波兰各公司也有许多机会同中国扩大合作。
【合众国际社科威特一月十五日电】石油输出国组织通讯社今天报道，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科威特同中国探讨了建立合资企业开发能源资源的可能性，并为在石油方面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科威特石油大臣哈里法·萨巴赫刚刚访问中国、日本和南朝鲜回来。他说，科威特希望它的石油工业从中国的人力方面得到好处。
石油输出国组织通讯社说，萨巴赫以联合资助人身份签署了为一个中国水力发电项目提供的二千九百九十六万美元的贷款。据这家通讯社说，这位科威特大臣说，中科之间的合作“非常广泛”，仍有机会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
这些农业单位如今都拥有工业部门，这一点也使人很感兴趣。“以工促农”这句话到处听见。我希望日本的国民一定听一听这句话，因为他们有一种农业妨碍工业品出口而想加以抛弃的浓重心理。通过政经分开进行经济改革读卖新闻评论委员高田通夫
我相隔十一年后又访问中国。从总的印象来说，我强烈地感到，从前那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紧张气氛已经消失，各地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路线。我感受到了这种原动力。
比什么都使我感动的是，我们去采访的单位的负责人不象从前那样只说套话，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坦率、自由而自信地发表看法了。
对于这场改革，已经有人指出各种各样的担心，譬如收入差距扩大、通货膨胀、交通运输越来越跟不上等等；也有人害怕“有朝一日可能变回去”。但是，我想，改革的大潮流是不会倒退的，即使可能有曲折也不会倒退，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
我认为，政经分离是正取得成果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所在。我加深了这样一个认识：日本应该积极地协助中国进行经济改革，并且，这么做也会给日本带来好处。争取消灭贫困的壮举代表团秘书长饭冈邦辅
我这次访华离上次相隔五年。在这之前，坦白地说，我对中国这场改革是持怀疑态度的，心想：“这么搞法，难道是社会主义吗？”
在北京，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的两位局长向我们说明了改革的要点和现状。他们的说明对我是有说服力的，我很受启发。过了两天，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了。我读了决定中的两句话，不由得茅塞顿开。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有人存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贫困。我只有从书上学来的知识，在这之前不是从无视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出发去观察、思考事物吗？我感到了“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的份量。面对以消灭贫困为目标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我深受感动，心悦诚服，表示敬意。
我们所参观的农村、工厂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特别是农村，人们对农村改革五年来的增产增收很有信心，介绍的数字也有力量；他们谈生产和事业计划的话语也让人感觉得到现实性。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取得巨大的成果。
（下）（俞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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