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草原面积为一亿二千三百六十六万三千公顷，占领土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八点九。
多年来，蒙古的草原建设是很有成就的。为发展畜牧业，蒙古大抓了草原建设这一关键性的环节。他们的主要措施是：
一、围栏放牧。蒙古对部分牧场采用分块围栏，轮流放牧的办法。夏秋季节，把牧场分成八块，冬春之际分成十二至十五块，每隔三至四天轮牧一次。这样，不仅使牧场得到生息机会，而且能增加牧草产量和牧场的载畜能力。
库苏古尔省的经验表明，在围栏牧场放牧的一百零二天中，改良母绵羊能多长膘八点五公斤，改良公绵羊能多长膘七点三公斤，蒙古母绵羊能多长膘六点三公斤。
目前，蒙古约有围栏牧场二十五万公顷。
二、流动放牧。在夏秋季节，把牲畜赶到水草茂盛的牧场，进行流动放牧，是蒙古多年一贯采用的方法。这样做，既可保护草原，又可增加牲畜膘情。据统计，经过流动放牧的牲畜都能达到中、上等膘情。
三、灌溉牧场。蒙古草原辽阔，但因缺水，有相当一部分无法利用。为开发这一资源，蒙古设法打井、修渠和积雪，尽量增加灌溉牧场的面积。现在，蒙古的灌溉牧场已达百分之四十左右，而一九六○年一年四季可供水的牧场仅占百分之十。计划到一九九○年，将使全国百分之八十的牧场都能供水，使之全年均可使用。
四、施肥。蒙古对牧场主要施用畜肥。化肥较少。对牧场施肥、灌溉和轮作，可以增加产草量和牧草中的蛋白质含量。在打草场施用氮肥，能使牧草的蛋白质含量增加百分之四十八。
五、恢复旧牧场，开辟新牧场。由于工业、农业和城市化的发展，蒙古牧场面积减少。一九八○年比一九六○年减少一千六百七十四万六千公顷。政府已注意到这种情况，并采取措施控制占地，恢复旧牧场，开辟新牧场。目前，蒙古的牧场面积已比一九八○年增加了近二十五万八千公顷。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蒙古草原的年打草量有了明显增加。一九八三年比一九六○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九八三年全国打草一百一十八万八千一百吨，而一九六○年仅为七十九万一千一百吨。从一九八○年至今，打草量连续四年增加。
（孙承平）
发展地方经济要靠开发尖端技术。在这一口号的指导下，日本各地区也在加强对生物工程、精密陶瓷等新材料的研究开发工作。据日本经济新闻社的调查，从一九八四年度起，日本有四十三个都、道、府、县在发展尖端技术方面采取了某种措施，项目共有八十五个之多。
在发展上述尖端技术的措施中，最能反映“地方特色”的是对生物工程的研究。例如，岩手县和宫城县等东北稻米产区，山梨县葡萄、桃和樱桃产区计划培育新品种；富山县改良药用植物品种；佐贺县和长崎县开发制造酱油的新技术等等，都把当地特产列为研究对象。
岩手县要培育的是“第二个笹锦号水稻”，它将比现有的笹锦号水稻具有更香的味道和更强的抗冷冻能力。方法是培养粘在水稻雄蕊上的花粉，培育出纯系列的单体，然后经过药物处理，还原成多倍体，从而形成一种具有人们所希望的水稻新品种。使用过去的人工杂交方法去改良品种需要几年时间，新的方法则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可得到所需要的新品种。因此，岩手县把这一尖端技术作为重点研究项目。
宫城县和大分县打算研究牛的体外受精技术。这项技术是让优良的雌牛服用激素、然后对增殖发育起来的卵子进行人工授精，再将受精卵移植到其他的母牛体内，从而大量地繁殖品种优良的牛。为掌握保存受精卵的冷藏技术，这个县还决定派技术人员去夏威夷大学进修。
长野县也在制定培育高质量猪——“信州高级猪”的计划，为此到一九九三年将投入大约二亿日元的资金。即将开始的研究是用丹麦产的兰德勒斯种作母体，同优良种猪交配，固定所需要的遗传基因，以培育出一种肉质均匀、瘦肉多的猪种。
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的是草药产地富山县即将设立“遗传基因库”，目的是改良药用植物的品种。当前主要是调查了解县内栽培的当归、黄连、石南等草药的生长状况，研究药种，将来也可望使用这个“遗传基因库”，培育出理想的药物。
佐贺县将在培育花卉新品种方面应用生物工程，目标是使用这项新技术，使洋兰、菊花、石竹等发生突然变异，以产生过去所没有的品种，从而提高县内生产的花卉的市场价值。从遗传工程的角度对花卉的育种的研究，在理论上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是，旨在向生产者普及这种技术的研究尚且刚刚开始。
（摘自日本《经济新闻》）
【《日本经济新闻》十二月二十四日报道】农林水产省福岛种畜牧场研制成一种新式灌流器，可以从牛的子宫里顺利取出受精卵而不会损伤卵子。灌流器是一种把液体注入子宫内，把受精卵同液体一起取出的装置，是移植受精卵时不可缺少的器械。这次研制的装置使用的液体与牛体内温度相同，在气温低下时操作也很少使受精卵损伤。
新式灌流器把注入液体部分和使受精卵流出部分合二为一，这可以将采取受精卵的操作由三人减少为一人。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使受精卵的移植简便易行，能够在农家的院子里进行。
【《日本农业新闻》一月三日报道】农林水产省畜牧试验场最近发现，未成熟的卵子也可以使用，并确立了将未成熟卵子经过人工培养，使之体外授精变成受精卵的方法。据说，使用这种方法可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受精卵的需求，同时，良种牛的繁殖也变得简单了。
牛的卵巢里有十二到十三万个卵细胞，卵细胞发育后，在排卵日里只有一个跑出来。其余卵细胞在没有利用的情况下被排出来。因此，试验场繁殖部的胎生发育研究室主任花田章等人首先从卵巢里采集了大约二十个未成熟卵子，把未成熟卵子进行人工培养。所谓人工培养就是把卵子放进培养基里，培养基里装有加入胎儿血清的培养液，卵子在二十四小时里即可成熟。
成熟的卵子经药剂处理后，撒上牛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家畜的精子被一层透明的膜包着，这种精子不能直接使用，因为它没有受精功能。因此，需要使用特殊药物把这层外膜弄破。
通过对体外受精的卵子的细胞分裂的观察，花田等人证实了未成熟卵完全可以使用。
人工妊娠技术、核移植技术及判断受精卵性别技术等等都要使用受精卵，因此，牛的受精卵的需求在急剧增加。现在，只靠在牛的子宫里取出卵子，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需求。如果未成熟卵可以使用，将开辟一条大量使用牛的卵子的路子。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一月四日报道】题：中国去年的经济建设成就显著（驻北京记者：奥托·曼）
中国去年的经济建设成就显著。这为今年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九八四年同一九八三年相比，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大约百分之十三。工业部门的重点，是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今年将进一步加紧推行这一政策，并打算利用一部分外国的技术工艺和资金。
在去年的前十个月里，中国国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前一年同期提高百分之八点六。大量的投资项目，首先是能源和交通部门的投资项目，都已经完成，新修铁路总长达一千一百一十九公里。从北京到大同市的铁路，已经实现了电气化改造，并于去年底交付使用。这是中国目前最长的电气化铁路。
中国去年原油的开采量首次达一亿一千万吨，原煤开采量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九点九，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增加，服务行业的规模明显扩大了，服务质量也有很大提高。
农业方面，去年中国的谷物产量首次超四亿吨，比一九八三年增产一千二百万吨。棉花比前一年增产百分之二十。油料作物、糖、烟草、黄麻和大麻以及肉类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加。
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发出号召，在新的一年里，无论是工业和农业部门，都要设法提高产品的质量，消除某些产品供应不足的现象，加强能源供应和交通运输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
【美联社北京一月五日电】中国今天发行一枚牛年纪念邮票。但是，由于投机倒把者想转眼就牟取暴利，在邮票投进信筒以前其价格已猛涨了。
成千上万名集邮者冒着严寒排起长龙，希望购买面值八分的彩色邮票，邮票上画着一头双角朝天的健壮的公牛。
一些人在邮局未开始出售前便来到邮局门前，试图以五倍于面值的价格转手出售这种纪念邮票。猴年的纪念邮票已相当于面值的一百倍。
一个投机倒把者在北京外交人员公寓附近一家邮局前，向一家美国通讯社的一位中国雇员出价三百元，出售一百枚邮票。出于对私人邮票交易的担心，邮局今天出面把头一天刚刚开张的宣武公园邮票交换市场关掉。
当集邮在十九世纪传入中国时，只是上等人爱好的活动，但目前，仅在全国集邮联合会登记的就有二百万集邮爱好者，他们中间有工人和农民。
【联邦德国《明镜》周刊十一月十二日一期文章】题：“我们必须清除极左分子”北京的工业巨头王光英谈香港的前途（《明镜》周刊驻香港记者：泰尔扎尼和瑙曼）
问：王先生，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将落入北京的统治范围。然而党现在就把一位代表派到这个城市——这位代表就是王先生您。象您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香港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地方能做什么呢？
答：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我曾有机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四人帮”在一九六八年把我作为政治犯投入了监狱，我在监狱里一直呆到一九七六年。在这八年里我有许多空闲时间读书。
问：是什么促使您来香港的？
答：我从北京带来了钱，我要投资，我要做生意并且赚钱。
问：谁是您的后台？
答：在北京时，我总是强调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做生意是重要的。我就利润、生产率、效果问题发表过看法。“四人帮”倒台后我看到了在香港建立一个公司的良机，并向党的领导提出了一个有关建议。赵紫阳总理允许我创办公司，并给了我必要的全权。现在我知道，香港并不是满街都是钱的地方。但是在这里有许多新的东西是可以学习的。
问：您有多少钱，贵公司有多少钱？
答：我自己也不知道。至少我还没有在我银行的帐户上透支。迄今为止钱一直是够的。如果要搞一个好的项目，钱没有问题。我的光大实业公司登记的基本资本是一千六百万马克。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只能支配这么多的钱。
我在北京时的日子是不错的。在北京我属于国家干部，然而我却决定到这里来——仅仅是因为我坚信香港的前途。
问：你蹲了什么监狱？
答：北京附近的秦城监狱，现在江青在那里。换了班了。
问：您不怕北京气氛突变，就是说你们这样的人会重进铁窗吗？
答，不怕，不会这样，也决不许这样。这绝不会重演了。
问：您在监狱里是不是后悔曾经看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当权者？
答：不。我是很自信的。虽然极左分子写大字报反对我。但是我根本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实际上他们是针对着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两次称我“红色资本家”，并给予我支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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