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希尔·哈迪博罗托原为以苏哈托为司令的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下属的第四步兵旅旅长。他叙述一九六五年被派到中爪哇镇压印尼共产党人的经过时说：“我向上级要求担负围歼印尼共产党人的任务。苏哈托命令我率部队赴雅加达。”
哈迪博罗托说：“我于十月十六日下午前往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报到。苏哈托命令我围歼中爪哇的印尼共产党。
“为了逮捕艾地，我采取特务活动，而不采取军事行动。我找到了确实愿意为我们出力的一个‘印尼共同情者’，然后把他放走去寻找艾地。
“这个人名叫斯里·哈托。他假装给艾地出主意，诱骗艾地说，你是政府的统筹部长，最好不要在这里进行斗争，还是设法回雅加达为好。我有把握带领你回雅加达。为此，斯里·哈托建议艾地搭运货火车去雅加达，从而诱使艾地靠近梭罗市。”
哈迪博罗托说：“我是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得到报告的。晚上十二点我们前去搜捕。我将任务交给宁·巴义诺少尉。同时，我与另两人在屋后等候。宁·巴义诺在一所竹屋前，看到一位守卫在睡觉，身边放着武器。他把这个守卫逮住并拖走。守卫被抓的时候，屋里的艾地听到动静，就躲藏起来。宁
·巴义诺破门闯入竹屋时，不见艾地。但在房内看到圆珠笔、皮包、半导体收音机、纸张和拖鞋，这说明屋内刚刚有人在。于是在屋内进行搜查，但仍未发现艾地。宁·巴义诺坐下来想，艾地不可能逃脱，因为屋后已被严密封锁。这时他听到竹柜发出响声，竹柜下看到一双脚，就把人拖出来，那人身穿睡衣。”
“艾地就是这样被逮住的，然后我们直接把他押到指挥部。我向他敬礼，给他以统筹部长身份的待遇。我问艾地想干什么，他说想到雅加达向朋加诺汇报。次日，我会见艾地之前，先枪决了他的卫士。会见时，艾地要求喝咖啡和抽雪茄烟。然后我对艾地说，与其我向你多问，不如你自己写下来。我递给他纸和圆珠笔。”
十一月二十二日，哈迪博罗托将艾地押往雅加达。他说：“我叫艾地坐在吉普车的后座，把他的手加上手铐，并把手铐的另一头扣在吉普车上。艾地极力反抗，问：‘你们要干什么？’我反问：‘你不是要去雅加达吗？’艾地厉声回答：‘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这不是等于逮捕我？！’”在抵达博约拉利时，哈迪博罗托命令司机把吉普车开到他的部下的指挥部，命令找一口枯井，并说他准备开枪，叫士兵们别惊慌。然后，把艾地带下车，解开手铐。哈迪博罗托说：“我对艾地说，我给你十分钟时间演讲。艾地高喊，共产党人永远消灭不了！当艾地在广场上慷慨激昂地演讲时，我想现在是决定历史命运的时刻，还是先下手为强。十分钟后，我便用随身携带达十五年之久的奥文式手枪打死了他。”
“艾地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黎明前死在一口枯井前的。我的部下钻到枯井扒下艾地的手表，然后用干柴填满枯井焚烧。几天之后，又将烧过的那口枯井填满泥土，并在上面种上香蕉树。”
（译自印尼《专业集团之声报》）。
我有自己的牙医、电视修理师和裁缝。您呢？难道您在这些要害部门没有安插亲信？简直难以理解，您怎么还能办得成事情！
现在到处都需要“自己人”，否则便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在商业服务行业中“网罗亲信”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也可能是主动出击，也可能是出于无奈，您难道没有给朋友打过这样的电话：
“嗳，你在民航售票处有没有自己人？帮个忙，给我牵个线……”
“小事一桩，不过你明白……”朋友答道。
“当然，明白，”您一边回答一边肯定在估算，这声“明白”该以何种方式“物质化”。
有一次我要镶牙，怕地段医院的牙医不高明，朋友把他“自己的”牙医介绍给我。这颗牙是否镶得巧夺天工，我说不上，但价钱之贵，我却记得一清二楚，心疼了仨月。
后来，我也网罗了自己的理发师。原先花两卢布的，现在要掏五卢布，虽然我的形象并没有由于新的发式而变得更光彩夺目。
我看，我们纯粹是上了那些高价出售自己职业义务的人的当。这些人给自己人干活也不过平平常常，而给其余人干活就凑凑合合。
是他们更需要我们，还是我们更需要他们．答案是：他们更需要我们。您想，一个素不相识的顾客完全可能在被迫行贿前先记下钞票的号码，事办成后马上去报告民警（在苏联，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要判刑——译注），多危险！“自己的”顾客就不一样罗，他们久经考验，象日夜交替一样忠诚可靠，可以放心大胆地从他们头上横征暴敛。
有自己人就必然有外人。自己的顾客越多，外人得到正常服务的机会就越少。
谁都知道大城市住旅馆难。但是，有些常出差的人在大城市旅馆里都有自己人。莫斯科某个大型综合旅馆的前副总经理每天给“自己人”留了整整七十个床位，此公现已被捕。
与此同时，生活中存在着大量无须“网罗亲信”的服务领域。谁也不会从民航机驾驶员中找自己人，因为他无法使你比同机的其他旅客飞得更快点或是坐得更舒服些。谁也不会从发电厂找自己人，因为他无法让你家的电压比别人高，周波比别人稳。这类服务是一视同仁，童叟无欺的。
“自己人”和“外人”是在商品或服务紧俏稀缺这片土壤上滋生起来的。
比如，谁见过商店里卖封广口瓶用的马口铁片（苏联不少城市居民有城郊别墅和果菜园，秋天自制果菜罐头以备冬春用——译注）？这玩意儿比天外来的飞碟还稀罕。但莫斯科第六十三日用杂品店售货员迪里瓦一次就从自己店里买了三千三百五十块封瓶铁片，高价出售。这位仁兄已被判刑。
该是省悟的时候了！我们干吗俯首贴耳地让某些人钻空子，把我们分成“自己人”和“外人”两个人种？对这些人应群起而攻之。走后门的人也应扪心白问，由于你，可能一个拿亲人病危电报的不幸者要在民航售票处前多站一昼夜，可能一个卫国战争的残废军人的汽车要拖一个星期才能修好，你愧不愧？（译自苏联小品文集）
左撇子是否会时来运转？右撇子是否已开始失去支配世界的优势？
左撇子在上学时遭到心灵上的创伤，学校训练他们用右手书写，造成了大脑工作顺序的颠倒，使得不少左撇子儿童得了口吃，男孩尤为突出。每当他们上手工课时，总是泪流满面，因为剪刀好象从不听使唤。
最近，一位名叫西蒙·兰福德的左撇子出版了一本书《如何在右撇子的世界中生存》。卡通画家麦克拉克伦为该书绘制了插图，他也是个左撇子。兰福德是个不屈服于命运的左撇子，该书中还列举了英国人对左撇子不下五十个的恶意称呼。
伦敦有个左手用品商店，店主是雷吉·米尔索姆。该商店已营业十七年，销售从长柄镰刀直到汗衫等各种商品，汗衫上还印有“使用左手完全正确”的字样。该商店中最畅销的是左手用的剪子和钢笔。米尔索姆估计每年要销出一万五千把剪子。左撇子在大部分地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到十二。美国一份最新研究材料指出，左撇子中的男性比女性高出百分之三十。
左撇子形成的原因，目前还是个谜，有可能是基因所致。父母是左撇子，其子女有一半的可能成为左撇子。而正常人子女的可能性却只有百分之二。宗教历来对左撇子持保留态度。兰福德在书中历数了圣经中对右撇子的一百个褒奖处以及对左撇子的二十五个贬低处。
（译自《星期日泰晤士报》）
也许是巧合，一个叫克莱因（意为“小孩”）的人却是西德个子最大的人，身高二米二四。他是西德大个子俱乐部的成员。三十年前成立的这个俱乐部共有二千五、六百个成员，参加该俱乐部的唯一条件是：男子一米九以上，女子一米八以上。
大个子在买衣服鞋袜和住旅馆等方面都遇到很多不便。在俱乐部的呼吁下，西德许多城市开了几家特种服装店和鞋店，专为大个子服务，不过价格较贵。有些旅社特地为大个子专设房间，配备特大床铺和桌椅。奥地利、芬兰、瑞典、丹麦和美国等地到西德会见“同类”的许多两米巨人，就曾在那儿下榻。俱乐部还在努力为会员争取赋税上的优惠。（译自苏联《水运报》）
【法新社布达佩斯十二月二十八日电】匈牙利政府决定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开展打击懒汉的运动，强迫社会上的这批寄生虫更积极地参加国家的经济生活。据布达佩斯流传的估计数字，属于这类经常缺勤或靠不正当手段生活的人不下二万。为了惩罚那些逃避责任的公民，政府对刑法进行了修改，增添了关于对懒汉进行一至三年劳动教养的条款。凡是没有固定职业的酗酒者、妓女、职业赌徒以及所有过寄生生活的人都在此例。许多公民在工作时磨洋工，留着劲去干收入较高的地下副业。
匈通社最近还说，当局已经注意到各个企业中懒汉人数仍在令人不安地增加，但该通讯社没有提供具体数目。
每个匈牙利公民都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证件上有本人的工作地址和职业。按理，警察可以随时要求一名匈牙利人，如下午懒洋洋地泡在布达佩斯咖啡馆里的人出示证件以证明他确有正当职业。实际上，这种检查是很少的。
匈牙利将专门建立一些教养营来收留这些「坏分子」，他们将受到管制。由刑事当局领导的这些教养营可能成为专门为这些懒汉安排工作和住宿的企业。然而，这些教养营的制度将不会比监狱里的更为严厉，被判处强劳的人可能允许有几天休息。
读者不断来信，抱怨养狗人让狗在公共场所逍遥游荡，咬人滋事。
俄罗斯联邦卫生部局长季特科夫说：“俄罗斯联邦一年中，仅我们登记在案的被狗咬伤的人就达十六万至二十万，来登记的仅是怀疑被疯狗咬伤的，实际受害者无计其数。”
在这二十万人中，不少是从事生产劳动的成人，这些人到医院看伤治病，要花国家不少钱，至于儿童被狗咬伤，更是终生留下心灵上的创伤。
莫斯科一位外科大夫努舍宁说：“一周中，找我看病的人中至少有两人是被狗咬成重伤的，不仅表皮被咬破，肌肉也被咬断。前不久，被咬的一位青年运动员丧失了跑步的能力，不能连续站立一小时，连钳工也没法干，成了终身残废。”
除外伤外，还有不少人神经受刺激，有的人心血管疾病加重。
宣传保护动物不能过头。应制订新的条例来管理城市养狗的工作。
（译自《苏维埃俄罗
斯报》）
（图中的鱼说：“如果我们鱼会说话，一定要揭发我们的经理……”原载苏《鳄鱼》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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