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康奈尔大学岩岩撰文说，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仅应吸引外资，更重要的是要走出去——打入世界市场
【纽约《美洲华侨日报》十一月十九日文章】题：“进口代替”政策？“出口推动”政策？
继宏大、壮观的国庆盛典展现了中国三十五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之后，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海外中华儿女，炎黄子孙无不为之精神一振。“决定”以及邓小平最近几次讲话都强调对外开放政策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这是一条从实践中付了高昂“学费”才得到的经验教训。
纵观三十五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两个最主要的限制条件：一是庞大的人口和相对贫乏的人均土地和自然资源；另一条是闭关自守状况。这后一限制条件的形成，除了国际政治方面的因素外，过去的中国领导层中过分强调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放眼当今世界，各发展中国家虽国情各异，发展战略也不尽相同，但无不以大力推进外贸为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许多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实行“进口代替”政策，即以关税、限额等手段限制进口，保护和发展本国工业，以代替进口工业品。待其本国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转向“出口推动”政策，即大力发展本国工业品出口，放手让本国工业品与国际市场上的工业品进行竞争，以刺激和带动国内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实行“进口代替”政策和保护性关税，有利于起步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工业，但在发展的第二阶段，应大力推进出口。可以说，“进口代替”阶段是“出口推动”阶段的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延伸。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经过三十多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中国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工业品都能自己制造，所需进口的生产资料仅占全部所需生产资料的百分之十。出口总额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已从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十六，增加到一九八三年的百分之五十六，高于其他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中国的“进口代替”阶段已经基本完成，当前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仅应该吸引外资，——“请进来”。更重要的是要“走出去”——打入世界市场，大力推动出口。与此同时，放松对进口的限制，进口国内短缺的生产资料，吸引外资发展国内的能源、交通等工业，以便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解决限制经济发展的“瓶颈”，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在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前提下，以出口带动竞争，以出口作为提高产品质量的推动力，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要实行举国一致的“出口推进政策”，有必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首先，除少数新兴工业在短期内实行贸易保护外，应逐步放松对其他产品的关税限制，让本国工业品与国外产品同时出现在市场上供消费者和用户选择，迫使国内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提高竞争能力，为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做好准备。
其次，由外贸公司独家垄断全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了低效率、高浪费的官商作风。应当给予大的专业性公司和企业以直接出口的外贸自主权，使他们了解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最新动向，并从多出口、多创汇中得到实惠。中小企业的外贸业务可由外贸公司代理。外贸公司还应为国内企业提供大量的国际市场信息，起到中介人作用。
再次，计划部门在制定长期计划时，应根据我国的资源，技术水平等，确定适于发展的外贸“拳头工业”和“拳头产品”，鼓励引导投资并可实行出口补贴、减免所得税等优惠政策，帮助产品占领国际市场。同时，对于属于指令性计划内的产品，定价时也应参考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
我对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了解不多，但是我认为邓小平和他的新经济政策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这是中国这场革命以来空前未有的。今天新政策正在给农村经济带来繁荣。
是什么使农民在今天积极起来的呢？是钱。农民腰包里装满了钱。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他们从未象现在这样大赚其钱。
由于农牧业产量的提高和农民得以自由开办企业，现金源源而来。今天，在红军长征经过的沼泽地上，成千上万牦牛、绵羊和山羊膘肥体壮。
排水措施使大片草地成为优美的牧场，可与美国的怀俄明州和蒙大拿州媲美。这里的肉、奶和羊毛也越来越多了。今天再没有人用“贫瘠”和“荒凉”这样的词来形容这片草地了。
我这次采访并不是孤身一人，我的妻子夏洛特与我同行。我们小组中第三名成员是约翰·Ｓ·谢伟思。谢伟思生于成都，是美国国务院的老一代中国通，是当年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他对中国边远地区的初次了解是在二十年代。我们还有两位中国同伴，一位是学者、长征史专家秦兴汉将军，一位是外交部的翻译张援远。
使这次访问成行并不容易，谈判用了几个月时间。一个原因是，我坚持要沿着红军走过的险峻路线作一次全程旅行。其次，我还打算同沿途长征的幸存者谈话，向当地的历史学家求教，同省当局谈谈政治问题，查阅过去的档案和报纸材料。这些事，还从来没有人做过，甚至连中国人也没有这样做过。为什么要让我来做呢？为什么要让一个外国人得到这样的便利呢？我想，他们是愿意让长征故事得到流传的，他们希望在最后一批参加过长征的英雄离开人世之前把这个经历记载下来。（二）
【日本《每日新闻》十二月十三日晚刊报道】（记者今田好彦）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负责人对记者说：“希望同日本搞合办企业。”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大寨现在也决心引进外资。这表明中国领导人的现行政策在农村已深深扎根，意义是深远的。
“四人帮”下台后，日本记者首次访问大寨。它的负责人都异口同声地要求与日本合办企业。比如，大寨的玉米加工工厂（年加工量六、七十万吨）想与日本合办。还有在林业技术等方面，也希望与日本合作。
大寨因从一九八三年起全面实行个人承包制，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
因此，大寨的农民认识到现在中央领导人的政策是正确的。
【安莎社罗马十二月六日电】罗马不久将有自己的中国城，但不是那种经营饮食业的中国城。
罗马南郊的一个新居民区的十七条街道将以中国的城市、江河等的名称命名。
这个想法是在意中友好协会五年前提出一项建议之后由市政府负责的街道取名的委员会提出的。
市政府要求驻罗马的中国使馆就该居民区的街道和广场的名称提出建议。
居住在这个新区的罗马人不必担心他们一定要学习难学的汉字，因为所有这些名称都将是汉语的意大利语译音：如上海、黄河、长城、珠江、南海、翠竹街、丝绸街、天坛、泰山、北京路、戈壁滩、广州、中国大街和中国广场。
还需要七个月，在所有政府机关手续都办完之后，才能正式使用这些新名称。
【法国《快报》周刊十一月二日文章】题：企业的活力在于广泛动员起职工的智慧
现在已很明确：企业的工作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主要的。经济学家们重新发现，经济增长首先取决于供应的质量——产品的更新和竞争能力。换言之，取决于企业。大家都看到了，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部门，某些企业异常繁荣，而另外一些则破产了。因此，所有的企业并不是一样的；有的好，有的差。
企业的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完全摒弃了旧模式的弱点的一种新模式正在工业化的西方逐步出现。这是一种劳动集体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工人更多地参加股份、更加开放、更富有人情味和更加民主的特点。
我们以“质量小组”为例。“质量小组”就是在企业的鼓励下，在车间、办公室和服务单位一级由成员们自愿参加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工人和职员们一起研究与他们工作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技术问题、经济问题、人事问题。企业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调查工具，接着，如果可能的话，还为他们提供资金让他们来试验自己提出的解决办法。现在的工人早已不是“摩登时代”的机器人式的工人了。据最近的调查，法国大概有十万“质量小组”。它们证明，当问题由那些具体做事的人提出解决办法时才能很好地解决。它们也证明，现在竞争力的关键在于能否广泛地动员起职工们的智慧。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但这个例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它要求企业不能再简单地是一个利益互相对抗的封闭的场所，而要成为一个各种人为了一个共同的计划自愿互相配合的场所。总之，它不能再象一部没有人性的机器，而要成为一个人员共同体。
为了能够真正具有竞争能力，企业必须从职工那里得到比以前更多的东西。得到职工们的时间和辛苦已经不够了。企业要从职工那里得到他们的想象力、创造性、组成集体的监督和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它要求他们要有一种合伙人的态度。没有这种态度，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丰田公司等企业的成功就很难解释了。
反过来，企业要从它的成员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那它就必须为自己的成员提供更多的东西：这就是新的方程式。那么企业要提供什么东西呢？要提供工资“以外的东西”。新企业试图为职工提供一种使其感觉自己是自治的和隶属企业的地位。这样，对于一个职工来说，前景完全改变了。这种变化是世界性的。尽管各国的文化不同，企业所属的部门也不同，但是那些成功的企业都证明了这种哲理。这种半理想半实际的新模式正在发展着。权力下放是提高效率的办法有许多企业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把权力下放看作是提高效率的办法的。但是使人吃惊的是，当任务越复杂时，这种趋势越强。大量的信息需要分析，许多决定需要马上作出，这些情况使得中央集权的组织形式越来越不合乎情理。划分责任，以便能在最基层作出决定：这是当今取得成功的企业在管理方面的共同特点。
这种作法本来是为了提高竞争能力而采用的，但是这种选择却反映出一种哲学逻辑：对人能够承担复杂的责任的能力的某种信任。这种选择要求把最大量的“脑力”劳动——调查、研究、培训、管理、监督，结合到生产中去。
在这条道路上走到底，有竞争力的企业将遇到个人的问题。基本的情况是：做工作的人只有在他拥有足够的自治权力时，他才能发挥出全部才智。弹性工作时间，按个人情况安排工作节奏，增加任务，培养多面手……办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竞争力的企业不是要限制，而是要增加个人自治的权力。
这些情况又使人重新发现了小企业的优点。每个人都可以证实，小企业比那些象一整块石头一样的大企业更能对付危机的冲击。此外，我们的经济现在就靠这些小企业来创造就业了。新企业必须尽一切努力密切内部的集体联系当今取得成功的企业就必须尽一切努力在它们的成员之间创造一种尽可能密切的集体联系。它们用各种形式加强企业内部的联系，以便使每个人都对企业的总体有一个概念，也就是了解自己工作的上下环节，以便使企业的目标具有一种大家都赞成的计划的意义和力量。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把这种计划写成文字。一般来说是，企业领导起草一个文件，然后把它交付讨论。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讨论，然后交给全体职工进行讨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索尼公司就是通过这些宪章来提出自己的目的；使自己明确自己应该承担的各种义务：对顾客的义务，对职工的义务，对股东的义务，对周围各种机构和人的义务。它们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确定了共同生活的各项原则：上下级的关系，职务的晋升，培训，就业。它们认为，如果没有最起码的、大家都明确赞成的道义和人的价值，企业就绝对不会非常有竞争力。
企业只有在它有权作出决定时，它才能成为财富的创造者。国家不应该扼杀企业。恰恰相反，它应给企业以继续生存下去所必需的条件。国家并不是要完全取消企业的活动自由，也不是要把企业的利润全部夺走。它应该最精确地计算企业的活动范围和它应该留给企业的财富。它始终可以说，企业追求的是效率，国家所主张的是人道主义和道德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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