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曾写了好几篇有关新闻写作的短文。长期阅读《人民日报》引发了我对新闻职业标准的直觉。我的反应往往是在新闻的形势方面。例如，我曾指出，外国首长在北京访问时，都毫不例外的受“热烈”欢迎，作“亲切”握手，举行“友好”会谈。既是毫不例外，那末这些“热烈”、“亲切”、“友好”一类的形容词是不是多余？尤其是，在标题上加了这些形容词，是不是成为主观的渲染？
最荒诞可笑的是某家新闻社近来所发的特写：《北京举行“体育日”活动》，“从洛杉矶回来的记者在逐个介绍奥运情况，为了争取听众，数人均自称所讲为秘闻……一记者说，李宁夺得六枚奥运奖牌，当晚美国、台湾的许多小姐连夜打电话以身相许，每人均比一米六八的李宁还高，最高的一位美国小姐高达一米八一……”
这家新闻社的报道似太藐视读者的智能程度，读了上述报导后，读者第一个问题是：深夜电话是私人的，那位记者如何知道那些打电话的美国、台湾小姐“以身相许”？第二个问题是，记者怎么知道“每人均比一米六八的李宁还高”？难道将深夜打电话的各位小姐一一找来与李宁并肩比试？第三个问题是，记者怎么知道“最高的一位美国小姐高达一米八一”？难道把她找来量了身高？
这类穷加渲染的报道，不但没有提高李宁的身份，而且反必使他尴尬发窘。
中国新闻报道近年来的放松桎梏，摆脱框框，着重生动写作的倾向，我举手赞成。可是“自作多情”式的虚构写作在新闻职业中没有位置。（转载十月三日《美洲华侨日报》）
【纽约《中报》十一月二十八日文章】美籍中国农业问题专家韩丁二十六日在纽约说，中国目前实行的个体农业经济政策固然刺激生产全面跃进，但也给农村带来土地面积过小无法机械化、缺乏大规模建设工程等问题。
韩丁数十年来从未间断的在中国农村中担任顾问工作。他本人是一名农夫，在宾夕法尼亚州拥有百多亩面积的农场。
韩丁在纽约华美协进社发表题为《中国的农业政策》的演说，指出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恢复个体生产的农业政策，促使谷类作物、经济作物和家畜家禽的生产急速上升。他说，这种包产到户式的农业政策容许每个家庭有较大的生产自由，可以选择生产一切能带来较大利润的东西，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
但是，这种看来成功的政策同时又带来很多有严重后果的问题。韩丁说，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农业机械化的物质基础的彻底破坏。他说，在恢复个体经济后，大片的农田再度被分割成小块，没法进行机械化。在农村里，人们到处乱开山坡、乱垦田地和乱砍树木，以争取耕地，而没有考虑到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如泥土的流失等。在内蒙古，个体拥有的牛羊在公有的草地上过度放牧的结果，造成大片荒芜沙地。
【《日本经济新闻》十一月二十日报道】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迅速进展，可以看到来中国访问的外国人的烦燥表情了。到达首都北京的人订不上去其他地方的飞机票，打不通电话，叫不到出租汽车……其原因是外国旅客急剧增多，而中国与此相适应的体制却跟不上。西方国家对“开放的中国”的期待感不断增强，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只不过刚刚有个头绪。人们头脑里描绘的形象同现实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日本驻北京某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叹息地说：“现在只有硬着头皮忍耐着”。最近，不论是贸易谈判或是观光旅行，到中国访问的日本人急剧增多，但第一个问题是订不上饭店，预定好的饭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取消。从北京到地方的飞机票也订不上，由于时间紧迫，想改乘火车，又只有次等的卧铺车。
据中国国家旅游局人士讲，今年一至八月到中国访问的外国人达六十八万五千人，如加上港澳华人，共达八百五十七万人。
访华人数增多，其背景首先可以举出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从今年春天开始进一步加快，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及企业，都同西方国家企业开始进行合作。因此，美欧等国家的实业界人士相继来到中国，展开合办企业谈判、贸易谈判等。
其次，中国为了获得重要的外汇收入，开始注意发展旅游业。过去限制外国人去的地方城市也相继开放了，外国人出入境及在国内活动也开始大幅度放宽。
问题在于国内的相应措施跟不上决心实行的开放政策。饭店和翻译人员不够，交通通讯设备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主要的还是缺少有效地安排剧增的外国旅客的综合技术。由于组织之间情况联络不好，相当耗费时间和人力。
中国也为解决这些问题开始提出各种对策，例如建饭店、培养翻译、建立现代化电话网、新建航空公司等等，但是这将需要一定时间。长期以来，由于置于锁国状态，要使基层的工作人员适应开放体制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台湾《中国时报》文章】题：客家婚俗（作者：李幸祥）
在我所见到的本省婚礼中，我最喜欢的还是美浓这地方的婚礼仪式，因为它带有浓厚的客家色彩和极深远的意义，令人觉得庄严、隆重。尤其当你亲身经历婚礼过程，而发现带路鸡、挂尾蔗和泼面盆水时，你当会觉得，那是多么亲切和富于情调的一件事呢？
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切都在简化中，客家婚礼的形式一直在演变简化中，然而“带路鸡、挂尾蔗和泼面盆水”这三种规矩，却历久不衰。笔者愿意把这三件客家婚礼中的主角详加叙述，使人们了解它们所代表的意义。
一、带路鸡——由一只公鸡和母鸡组成，结婚当天由女方随新娘礼车由女嫔相用花篮子提到男方，也叫“主婆鸡”。“带路鸡”一定要大要壮，最好一带进新娘洞房中，放在床下当日就会下蛋最佳。带路鸡由女方母亲亲自准备，用一条长九尺的红色带子绑住鸡脚，带子两端各系一只鸡之双脚放于花篮中。其用意是希望女儿嫁出去后和女婿和好相处，不但永浴爱河，白头偕老，而且还要象鸡一样，要百子千孙，子孙满堂，俗称“好命”，其九尺长之红带子，则因“九”与“久”谐音，所以有长久之意，希望女儿、女婿能“长相厮守”。
二、泼面盆水——是婚礼当天，新郎前来女方接新娘时，当新娘、新郎一登上车，车子要开回夫家时，新娘的母亲或家族中的长者，手持一盆水（少许），往新娘车上一泼，车子开动，紧接着新郎便把手中的扇子由车中抛下，泼面盆水者即刻捡起扇子猛扇，边扇边念着：“扇凉一点，很凉呵！很凉呵！”这个习俗，不外乎是在提示新娘，“嫁出去的女儿，如泼出去的水”，要好好地对待夫婿，永相厮守，就如同“覆水难收”，不能轻言离婚之意。而泼水者拿着扇子猛扇猛叫，则是代表着更深一层的意思，因为“女儿嫁出去了，又了了一桩心愿”，所以“好高兴，好凉快，好痛快啊”！仿似为女儿找到了一位理想的归宿而高兴。
三、挂尾蔗——这是女儿出嫁后第二天回娘家时，由母亲所赠予的。过去是用南江蔗（一种专供挂尾蔗用的大型甘蔗，高及二、三丈），现则多用红甘蔗来代替。“挂尾蔗”顾名思义，就是保留着蔗尾的甘蔗，要刚从田中连根拔起仍保留着青蔗叶的甘蔗，它与带路鸡一样，每逢“转妹家”（回娘家）都要，是每次两株，也是用九尺长的红色带子绑在甘蔗的两端，由新娘和新郎带回夫家，它代表的意思是“有头有尾”，时时警惕着夫妇，要“万事忍耐”、“和好相处”，致能“有头有尾，白首相偕”，同时要象甘蔗一样“青春永驻”、“生机勃勃”，其绑蔗用的“九尺”红带子所代表的意思与绑“带路鸡”的红带子一样，也有“长久”之意。挂尾蔗与新娘新郎同行
我大致答道：「在日本，人们都尊敬地称呼蒋介石为「蒋介石总统」。尽管在战争中我们给中国添了那么大的麻烦，但就在战争结束的同时，他作为中国的代表讲了要让几百万年轻的士兵「很快回到母亲身边」的话，让这批人返回了日本。所以，日本人对他这种作法抱有感激之情。」我踌躇了片刻，但还是坦率而不加掩饰地讲了我的看法。
周总理以真诚的语调披露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论英国还是荷兰，都把统帅权全部交给了盟军最高司令，而唯独蒋介石没有这样做。」
听了周总理的话，我情不自禁地「嗯」了一声。迄今为止，我会晤了许多国家形形色色的首脑，听到了对各式各样的人物的评价。但像周总理这样评价一个人还是第一次听到。
周总理的大半生是在生死攸关的险境中度过的，是在这种环境下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所以他对人的理解才那么深刻。
在首脑会谈之余，我问周总理：「您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是从什么地方怎样回国的？」
「是从神户坐货船回来的。」
「总理，以后有便时请一定到东京来。」
「我想去，一定要去。座落于上野的西乡先生的铜像还在吗？」
「还完好无损地塑在那里。」
「神田的旧书店街还有吗？」
「有。东京的市容由于高速增长而焕然一新，唯有神田的旧书店街丝毫未变，还保留着昔日的风貌。」
我觉得这番交谈就好像发生在昨天那样，历历在目。
由于彼此是这样了解，所以，两国国民如果继续扩大交流，那么日中关系就必将大大发展。
中国的文化水平是很高的。今后在同中国交往时最重要的是重信义，不说谎、言必行。急于赚钱是不行的。不久将来的中国
辞去总理职务后，中国的重要人物每逢来到日本，大多都到我家来看望我，诚恳地对我说：「田中先生是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家。中国人在饮水时是不会忘记掘井人的。」我同邓小平先生、廖承志先生、姬鹏飞先生和孙平化先生的愉快交谈是难以忘怀的。我曾对他们这样说过：「香港归还中国的日子不久就要来到了。主权当然是中国的。但是，还是要把香港扩大成为在东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的据点。」
「中国应该利用华侨强大的经济力量。我想，福建省和台湾之间，若能够自由往来也是件好事。」
日中两国名副其实地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是谁也搬不走的邻居。只要两国紧紧地携起手来。稳步走向共存共荣的道路，两国的未来就必定是光辉灿烂的。
今天。我回顾了十二年前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的一些往事，从而使我更加坚信，今后的日中关系必将向前发展。（完）（张红译李德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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