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华尔街日报》十一月五日专稿】（记者：阿曼达·贝内特）中国政府向农民购买粮食价格的提高，允许农户经营自留地政策的奏效，加上比较好的气候条件，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又获得了创纪录的丰收：今年粮食产量估计有四亿吨，比年成最好的一九八三年提高了百分之三点三。
但是，这样高的产量使得中国的储粮、运粮设备远远落后于需要。
这样带来的影响并不只局限于中国国内。中国正在使西方的谷物出售商们感到震惊，因为——这也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
——中国已向国外售出了数量可观的谷物和大豆。
据一位西方分析家估计，中国最近至少向日本、香港和新加坡出售了六十万吨——也许多达二百五十万吨——的谷物。
据西方的官员们说，另外，中国最近向苏联出售了大约二十万吨的大豆。
一位日本商人说，在最近举行的一次广交会上，中国售出谷物的价格比目前流行的价格，即一吨一百二十三到一百二十五美元这个价格低了好几个美元。这个商人预测，如果中国的好年成继续保持下去，“中国将会成为美国在亚洲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西方官员们说，真正的难题是，中国的粮食确实多到了无法处理的地步。据在中国各地旅游的西方人士说，农民家里都装不下粮食了。粮食储藏、粮食损耗正在一天一天地成为问题。
这个国家铁路运输的负荷已经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再也无力多运了。
我当上总理大臣后不久就飞往夏威夷。对我来说，重要课题是日中问题。为了迅速解决这个问题，我同尼克松总统同时飞往夏威夷，举行了首脑会谈。历届总理大臣就任后，立即去华盛顿朝圣，这已成为惯例，但我觉得飞到华盛顿去的时间太可惜了，尼克松总统也同意去夏威夷。
在夏威夷，我直截了当地对尼克松总统说：“我打算访问中国，断然实行日中邦交正常化。”所幸的是，我同尼克松总统能够沟通思想。
尼克松总统和我会谈时都谈到，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同日中邦交正常化必须是并行不悖的。
这样一来，尽管我不知道中国方面能否接受，但无论如何也要拼命去干。我决心去访问中国，因为我认为这是上帝赋予我这个总理大臣的使命。孤注一掷
然而，还有其他问题。
过去，日本给中国添了很多麻烦。在旧金山条约里，虽然做出了基本结论，但不管怎么说，造成损失的数额也太大了。因此，我对中国方面会怎样对待这件事情，心里是没有底的。
对于所造成的损失，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去转达日本国民的意思才好呢？如果表示遗憾，是不是能够得到谅解呢？我陷于冥思苦想之中。
不过，我有一种朦胧的想法，就是与欧洲人不同，中国人和我们是同文同种，并且有着几千年的交往史，所以，我用的微妙说法很可能得到百分之百的理解。中国是个大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了世界无以伦比的灿烂文化。我几乎确信，从中国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来看，只要把话说开了，以诚相待，就一定会得到谅解。我最终只能是在党内未经调整的情况下“孤注一掷”，此外再没有什么象样的锦囊妙了。（四）
【美国《华尔街日报》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道】由小约翰·波特曼控制的一个公司集团同意和日本鹿岛公司一起，在中国上海建立一个由旅馆和展览馆组成的综合体，预算为一亿美元。
这个综合体包括一家有七百套客房的旅馆和一个有五十万平方英尺的展览馆，馆内设有零售商店和办公室。波特曼集团和鹿岛公司将成立一个公司来管理综合体。
【合众国际社加利福尼亚州戴利城十二月一日电】（记者：乔·萨古斯）外交部门的官僚作风，妨碍了联邦调查局和当地警察当局审讯有谋杀新闻工作者刘宜良嫌疑的台湾人的活动。
为调查加州的这位华人作家被谋杀一案而通缉的两名据说是街头犯罪集团头目的人目前被拘留在台湾，但是加州当局并不谋求立即引渡这两个人。警方怀疑用车把凶手送到刘在戴利城住宅的二十八岁的加州商人余大春，前天由于证据不足被释放了。
当地官员说，他们正等待在能够提出更充分的理由时，谋求地方当局发出抓获台湾拘留的另外两人的逮捕证。
圣马特奥助理地方检查官史蒂夫·瓦格斯塔夫说：“目前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查，我们正同他们在这方面共同努力。我们正谋求更多的证据。”
调查人员还说，在让驻美国的台湾代表安排接触这两名嫌疑犯以及提供照片和指纹方面，他们遇到了困难。
联邦调查局负责旧金山办事处的特工人员罗伯特·加斯特说：“引渡总是件困难的事，即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是如此。目前我不能肯定我们同台湾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纽约《中报》十二月一日报道】作家江南遇刺案侦破的消息十一月二十九日传到台湾后，民间杂志的编辑们议论纷纷，“是谁指使竹联帮（台湾黑社会组织）干的？”已成为台湾民间关切江南命案发展的焦点所在。同时，台北盛传董贵生及吴敦等两名疑犯在江南命案发生期间并未出国，更使全案显得扑朔迷离。
台湾各报引述外电称，竹联帮的陈启礼、董贵生和吴敦为谋杀江南的疑凶。
竹联帮老大陈启礼和另一疑凶吴敦已于日前台北“一清专案”的扫黑行动中就逮。董贵生（绰号小董）已被通缉，仍在逃亡中。
这两天台北党外杂志的编辑们，为江南案的侦破议论纷纷。但目前的舆论很明显地就问到“是谁指使竹联帮干的？”也有些党外人士提到“把凶嫌关起来是避免走漏风声的最好方法”。
台湾《联合报》虽指江南是因著文批评竹联帮而致杀身之祸，但并未指出是那一篇文章。民间舆论并不相信那种假设。江南的案件在台湾虽不能公开讨论（党外杂志一讨论就被查禁），但民间舆论已隐然认为主谋是站在竹联帮后面的另一群人。
【纽约《美洲华侨日报》十二月一日报道】据有关消息透露，十月十五日早晨，余大春用车把吴敦和董贵生驶到距刘宜良住宅两条街外的地点，吴董二人下车后再转骑自行车到刘宜良所在地。行凶后，吴董二人把自行车扔到两条街外，然后乘余氏的汽车逃遁。据警方透露，当时在汽车里至少有四个人，除了已确认的余大春、董贵生和吴敦三人外，第四人据认为是竹联帮帮主陈启礼。
【香港《广角镜》十一月号文章】题：中蒙军队边防大联欢（作者：歌力）
笔者因为商务往来，每年都经过中国的二连、蒙古、苏联的西伯利亚到欧洲去。
今年十月初，我又经过二连到苏联去，却意外地听到一个消息：今年中国三十五周年国庆，中国北京军区的内蒙边防部队邀请了蒙古边防人员来中国边境共同联欢庆祝。
这件事在内蒙古居民中引起了很大兴趣，他们说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边境就可进一步开放，一些传统的畅销物品，如茶、盐、衣物、工业品。副食品等就可向北运销，边境面貌就大不相同了。
这次来中国二连联欢的蒙古军队代表，由一名上校率领，一行七人，在二连城内参观了市容和商店，还看了二连小城的建国三十五周年成就展览。二连绿化工作做得好，市容也较前整洁，相信这些都会给蒙古人留下深刻印象。
和二连遥遥相对的是蒙古的扎门乌德小镇。蒙古人说，扎门乌德的建设要比二连差。中国二连边防站的负责人还邀请蒙军的上校等人到自己家中作客。他按照蒙古族传统习惯，用整只羊招待蒙古来的客人，盛酒用的是蒙古传统的银碗。据说，那位上校返蒙古后，盛赞中国走向富裕的政策。他来二连联欢是愉快的。他希望这不是他最后的一次。
【西德《时代》周报第三十八期文章】题：小企业在拯救名声不好的意大利经济
这些手提漂亮的托斯卡纳皮包的意大利人，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在不知疲倦地寻找市场漏洞。他们推销的产品虽然不能说是经久耐用，但却能派用场，很合人们的口味，并且大多是一些标新立异的商品。而最主要的是这些商品价格较合理。
就是这些意大利的中小企业主，他们三年来四出奔走，立志为意大利经济恢复名誉。他们主要是一些较年轻的第二代企业主。这些人都经历了历时十年的社会动荡。在这段时间内，这些较年轻的企业主学会了应付突发事件和进行调整的本事，同时学会了克服前进中的障碍。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意大利经受了战后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衰退，这批年轻的企业主利用这个机会，对生产、管理和金融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这场危机之后，私人经济的竞争力增强了。
近二年多以来，政府首脑并不来自于天民党，而是来自较小的执政伙伴。对政府的组成起决定作用的是些较小的政党。因而私人经济组织和自由的经济政策被放在优先于中央计划的地位。
在七十年代广泛流行的自给自足思潮过去之后，这样一种认识已得到了公认：意大利的加工经济是与世界市场的盛衰共命运的。新的一代企业主对于社会问题持开明的态度，所以工会与企业主的合作也就变得甚为容易了。目前在意大利，那种不考虑周围环境和不照顾社会需要盲目生产的小企业主已经成为少数。新一代企业主一般都能放眼世界，乐意进行国际合作，他们把信息和自动化视为对外竞争的最宝贵的补助手段。这些小企业很愿意聚在一起，通过横的和纵的合作，与其他的小企业组成生产联合体。灵活是这种新型企业的一个特点。
这次新的高涨使意大利的小型企业在世界时装市场上捷足先登。此外，它们在制鞋和皮货、瓷砖、家具和首饰、金器工业和玻璃饰品方面也保持着领先地位。
在意大利本国，昔日以米兰、热那亚和都灵组成的工业三角区的重点也已发生转移。当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些城市正为钢铁工业、石油加工和化学原料等大工业所带来的问题而烦恼之际，在帕尔马与里米尼之间的亚平宁北部边缘和阿尔卑斯南麓，目前正在出现一个互相衔接的新工业区。现在，意大利最富有的省份已经不再是米兰或瓦雷泽，而是摩德纳和曼图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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