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联合日报》九月二十四日报道】最近台湾各报社会版，在重要地位登载了许多有关台湾社会被污染得乌烟瘴气的消息：
一位学者慨叹说：最近二十年来，国府避难海疆的台湾宝岛，被政治、经济、文化、色情污染得不成样子。目前的台湾到底是个什么形态的社会？民主不像民主，自由不像自由，专制不像专制，大家假自由之名谋个人或团体的私利，高唱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低吟的都是个人第一，私利为先，黑白两道互通声气，鱼肉百姓。
这位学者指出：政治上乖张百出，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暴力、贿赂、贪赃、枉法，管理众人之事的政治，看成个人的私利。
他特别愤慨地揭露，在经济上政府高级官员与财阀勾结，许多大官显要、工商巨子，把在台湾吸收的老百姓血汗，大量转移到国外。他们在美国、日本及东南亚等地建立个人经济王国，企求个人的享乐。二十多个经济犯潜逃国外，政府毫无着力感，眼看他们骗走台湾的财物在一百亿以上。
这位学者继续指出：文化上扩展硬体，软体萎缩，广建文化中心，大楼堂皇巍峨，内容空空洞洞，哪里有点文化气氛，独给人民一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感觉。主其事者又为什么喜欢盖大楼？因为土木工程寸土寸金，好处多多，不但有利可图，而且还可以扬名，何乐而不为？
社会上的色情污染更是不堪入目了。艳窟与赌场一色，警察与流氓齐飞，警察白吃、白喝、白嫖层出不穷，赌场保镖更是他们的拿手戏，只要钱到手什么都可通融，大赌场、大艳窟，有警察做保镖，万事皆通。
吃亏的只是一些靠赚小钱维持生活的可怜虫，因为他们没有付“规费”。
【台湾《联合报》十月十三日报道】题：吴大猷慨叹科学发展
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昨天以许多实例，不客气地批评一般国民科学知识水准低，高深学术研究人才少，政府对科学或学术的政策或措施有偏失，并认为新闻报道也没有善尽配合科学发展的任务。
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萧同兹先生新闻学术讲座”，昨天邀请吴大猷以《当前国内科学发展所需之新闻报道》为题发表演讲。
吴大猷以两个例子证明一般国民科学知识水准太低。他说，丰原中学礼堂倒塌，据新闻报道，建筑商是在屋顶上拿水隔热。“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荒唐事”。吴大猷说，只要建筑商或任何一个审核机构“有一点点科学知识”，都不会通过这项计划。
另一例是市街上黑色外墙、密封式的建筑物日多。这种建筑适合气候寒冷的地方，太阳光照射，不易散热，漫长冬天可以省很多暖气钱。台湾夏季长，人住这种屋子等于住暖房，要冤枉消耗多少冷气开销！
他又批评工业水准。他说，例如电子工业，现在跃居出口第一大项，但“事实上很少是我们自己突破、创新的”，主要靠国人勤勉，拿外国的设计、元件，做出市场上可以推销的东西，比如电子表笔之类。
谈到学府科学，吴大猷认为，多年来由行政院国科会请回来，或由政府派出受训再回来的“受过若干形式上的教育”的人已有几千，与人口密度相较，不可谓少；但“站在学术的国际水平线上，看不见国内有几个冒出头的领域”。
为什么科学发展这么慢？吴大猷认为，学术水准不是教育部审几篇抄袭来的论文做教授升等，也不是一、二人可成气候，而是要很多从事学术的人，有许多成绩聚起来，才构得成水准。
吴大猷批评现在教授中真对学术有强烈内在兴趣的很少，很多人只把“教授”当成职业，得过且过。学生念大学，也多对学术没有什么兴趣。他认为，事实是社会越繁荣，人们心中越在乎‘‘利”，而学术是无利可图的。
第二个原因是，很多教授受天资及训练的限制，得博士学位时是最高峰，以后便不容易再进步，“一天不如一天”。
第三个原因是，除少数人是自发性的研究外，学术界欠缺彼此讨论、批评的压力，“在大学里谋一教职后，只要不惹麻烦，常是没有人再来过问你”，进取心很容易地便熄灭了。
而工业的很多方面还停留在技术引进，其实也就是模仿的阶段，更有时连模仿都行不通。比如央求日本丰田汽车技术转让而不可得。
吴大猷又指出，政府开列八大重点科技，其中“光电”一项，两三年推动下来，“至今竟仍无一人知道那是什么，也无一人清楚知道发展方向要往哪里进行”，只不过是“自己骗自己，也骗骗人”罢了。
他说，同时，国内大学生不论好坏，每年约有五千人出国，“把比较没办法的留在国内”。留学生中许多优秀的，在国外成家立业生根，“我们就丢掉了这些人”。而国内教授不易找到优秀研究生跟着他们做研究，年复一年看着优秀学生一去不返，教书也就日益乏味。而研究所中全是将军，没有兵，又如何打仗呢？
【美联社北京十月十四日电】共产党中国创作了一部由一千人参加的热情奔放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
《中国革命之歌》在文化部的主持下排练了十四个月，是一部演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色彩斑斓的歌舞表演。舞蹈家、歌唱家、管弦乐队和合唱队再现了一八四○年以来的中国历史。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其他共产党人物，由面貌酷似的人来扮演，然而中国目前强有力的领导人邓小平只是在剧目结尾放映的一段影片中偶一露面。
战士挥舞红旗，象箭一样穿过舞台。舞台上再现了一九三四——三五年的长征和一九四九年攻克南京的情景。儿童合唱队唱起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这部自一九六四年北京上演第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来最为宏大壮观的史诗剧中，还有一段反帝场景。演员们在舞台上唱着《打倒列强》的歌。
舞台上，外国军队在一八六○年焚烧圆明园，掠夺中国的财宝，造成了“无法忍受的耻辱和不可遏制的愤怒”。
合唱队唱起了《游击队之歌》，男演员表演红军抵抗日本人的侵略的情景。
一个同毛泽东长得极其相似的演员宣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舞台成了天安门城楼。他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观众发出一片赞叹声。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现代化在这一演出中最为突出。花腔女高音在人造卫星飞越星空的背景衬托下，唱起了关于科学的春天和探索宇宙奥秘的歌曲。
另外还有显示近海石油输油管道的一个场面。
音乐的高潮是由三百多人组成的合唱队唱的《祖国颂》。
据说，最初的演出是要表演文革十年动乱的，但是监制人采用象征的手法取代了这段表演：以纷纷扬扬的大雪来表示人们的眼泪，舞蹈演员一身缟素，这是中国人的丧服。
首演是在有空调的、可容纳一千三百位观众的中国剧场举行的，计算机控制的舞台和灯光设备给演出增色不少。边幕上打有中、英两种文字的解说词。
【本报讯】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今年第三季度在台湾和海外死亡的台湾人员有：
“国大代表”陈启天（湖北黄陂县人，八月十日在台北病逝，终年九十二岁）、李志衡（女，辽宁沈阳市人，九月十一日在台湾病逝，终年七十五岁）、黄任材（河南确山县人，九月十五日在台湾病逝，终年八十九岁）。“评议委员”黄高秀（九月九日在美国波士顿病逝，终年八十一岁）。台湾前“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卢守忠（北京市人，七月二十九日在台湾病逝，终年五十八岁）。台湾前驻尼加拉瓜“大使”张紫常（九月九日在美国旧金山病逝，终年七十九岁）、台湾前驻联合国“副代表”张纯明（七月二十九日在美国纽约病逝，终年八十岁）、台湾前驻智利近东商务办事处主任陆斌（九月五日在台北病逝）。台湾《民族晚报》前发行人王正镛（湖南咸宁县人，终年五十一岁）、画家梁又铭（广东顺德县人，九月二十六日病逝于台湾，终年八十岁）。
【德通社北京十月九日电】（记者：奥托·曼）当你走在北京街头时，常常可以见到一些外貌、穿着和发型都与中国汉族人不同的人。他们是少数民族的成员，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们同中国的汉族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共同地生活着。
中国的少数民族分布在这个国土辽阔的国家的四面八方，其人口已从一九五三年的三千五百万增加到一九八二年的六千七百多万。一个重要原因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经济得到了发展。而在过去，这些地区人口死亡率高，疾病流行，生活条件极差，从而阻碍了人口的增长。
近年来，中国更加努力开发少数民族居住的交通闭塞的山区和其它偏远地区。这些地区有大量的矿产资源，还有占全国四分之三的森林和一半以上的牧场。为使这些地区跟上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形势，开发这些地区的丰富资源，加强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团结，就需要采取措施来克服经济上的不平衡状况。中国地理学会最近向政府提出，山区没有公路、文盲多、医疗条件差、经济结构和生产方法过时等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中央政府已帮助十个少数民族创造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并建立了十所民族学院以培训少数民族成员。在大草原上，建立了寄宿学校和流动学校，从而帮助解决了游牧生活同现代教育之间的矛盾。收音机和电视机正在成为偏远地区获得信息和开展教育的重要工具。
中国今年年初通过了一项议案，规定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在地方委员会以及他们的代表名额尚不足的机构中的政治作用。
【美联社香港十月六日电】此间一份报纸昨日报导，一名香港商人捐赠一亿港元以发展中国的体育运动。《体育报》说，“著名香港爱国者”霍英东，在北京的一个宴会上作出这项捐款，向中国夺得十几个奥林匹克运动项目的冠军表示敬意。
该报并没有明确地解释将如何利用这笔钱，不过引述霍氏的话说，“如果他所捐出的钱能对促进中国的体育运动作出贡献，他将感到非常高兴。”
霍英东是香港的著名商人，且热爱体育运动。
【日本《东京新闻》十月二十四日报道】三菱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馆丰夫二十三日会见记者时宣布，该公司将向中国出口一万辆中、大型卡车，同时提供中、大型卡车驾驶室制造技术。这是根据中国政府最近推进的「技贸结合」政策达成的协议，是三菱工业汽车公司为在中国现场生产卡车、小轿车的一个布局。
其背景是因为该公司在出口卡车的同时同意提供中、大型卡车的驾驶室制造技术。据馆总经理说，当前是向中国提供设计图纸，将来同中国实行全面合作，生产国产卡车。
现在，大发工业公司已在轻型卡车领域同中国实行汽车技术合作，这次由于三菱汽车工业公司的「参战」，我国汽车厂家对「中国的热度」似乎会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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