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菲社北京八月十日电】题：中国：谨慎地为中国的圣人恢复名誉
（记者：约瑟夫·博什）
中国的圣人孔夫子，在被批评和唾弃多年之后，如今，他的形象正在缓慢地恢复。
旧时代那种对他的迷信和神化的光环没有再现，但是，中国现在承认他是中国文化历史遗产的一部分。
北京博物馆的一位教育专家对埃菲社记者说，“孔夫子的作为并非完美无缺，但是，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从他的教诲中汲取精华”。
记者详细参观了北京“孔庙”，这是北京唯一的孔庙，也是全国第二大孔庙。这位专家对记者说，孔庙正在修复，准备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周年，即十月一日，对公众开放。
现在，不仅这座孔庙在修复。在孔夫子的故乡，山东省曲阜，孔庙将很快就会有一座这位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新塑像。
曲阜的孔庙现在处于国家保护之下。那里还要树立孔夫子十六位主要弟子的塑像。
在那些年代里，孔夫子的仁爱政策和仁义礼智信的思想被彻底唾弃。
现在，人们承认，孔夫子关于“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已成为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教育制度的楷模。
许多人认为，孔子是封建主义的维护者。但是赞赏他教育和行为准则的人认为，他的形象和哲学，被旧中国历代统治者系统地操纵利用了。
现在，人们回顾孔子生活的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时代，以便解释他的思想。
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许多人认为，孔子是人类四大宗教人物之一，把他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创始人相提并论。
纵观历史，仔细读一读他的著作，就会发现这种看法似乎有些夸大其辞。
北京孔庙与佛教寺庙不同，比如，这里没有塑像，只有一个巨大石碑组成的碑林，上面刻着这位“至圣先师”的著作。
【香港《文汇报》八月十二日特稿】题：海峡两岸影坛观感——台湾电影导演谢雨辰访问记
谢导演不久前刚参加过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电影授奖大会。他说，单是从电影奖来说，海峡两岸的情况就大不相同。大陆的电影奖，自下而上，由群众评比，每部电影都是评选对象；台湾则不然。台湾现有七十家电影制片厂，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私营的，年产故事片约二百部。有权参加台湾当局设立的电影“金马奖”评选的，却只有十五部，还都是“国营”厂拍摄的“反共”片和怪诞不经的色情、功夫片。导演、摄影和制作水平很低，票房价值更无从谈起。影业界的同行和观众对此很反感。为改善“国营”片和受奖片的形象，后来，台湾当局便把一些政治色彩和目的比较明显的剧本，拿来同私人厂联合拍摄，或是政府给以经济“补贴”，由私人厂独家拍摄。这类片子虽可参加“金马奖”的评选，但却给一些私营厂带来严重后果。如江日升、江晋德兄弟的永升影业公司，过去经营得不错；后因接受“补贴”，拍了当局指定的两个剧本，以致上座率大降，大量亏本，于去年倒闭。
谢导演来到大陆虽仅只三个月有余，但是，他对大陆影坛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以及摄影、制片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已经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他说：“在台湾，人人都首先考虑一个‘钱’字；相比之下，大陆同行那种为事业、为艺术而勤勤恳恳，严肃认真，不计报酬的献身精神，确实使人钦佩。”
谢导演说，他到大陆后已经参观过几家制片厂，出乎意料的是：“大陆的摄影、制片设备，竟是当今第一流的。比台湾至少先进五年。”一直坐在一旁的谢夫人张金凤补充说：“甚至比香港某些著名的制片厂，也要好一些。”他们认为：这体现了大陆政府对电影业的重视。谢导演认为：由于“吃大锅饭”的问题尚未很好解决，因而大陆同行的工作效率太低。他恳切地说：像《骆驼祥子》这类影片的拍摄期，在台湾一般不会超过三个月，但它用了七个月。这本来已经使人很吃惊，但有关同志还说：如果时间再长一点，可能会拍得更好一些。时间和质量并不必然是因果关系。谢导演还认为，大陆电影业机构臃肿，冗员过多。他说：他在台湾自办的星城影业公司，有三十个人，年产故事片三部；北京电影制片厂现有三千多人，年产故事片十多部，这样，大陆对电影事业投资的回收率和利润，就低于台湾。想解决电影工作者的待遇问题，也就更困难了。因此，谢导演希望大陆电影业能够尽快进行体制改革，实行责任承包，包拍摄时间、成本和质量，以及上座率等等。谢导演认为，大陆为保护国产片的收益，对外国片的进口有所控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他感到在实际工作中掌握得过严，致使国产片失去了竞争和借鉴的对象。这也是形成大陆电影界现状的因素之一。
他希望大陆电影业今后能像体育界一样，把外国第一流的竞争对手（片子）引进来，把自己第一流的东西拿出去，争取多同一些先进国家的优秀片子比比高低。这样，我国才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国际影坛上占有应得的席位。
【捷通社北京八月二十日电】中国核学会宣布，它同西德电站设备联合公司（属西门子康采恩）签定了一项购买核电站设备的合同。
中国上周同巴西签定了在基础研究、核电站设计、铀的开采和加工以及在其它方面进行合作的和平利用核能的协议。
人们把这些协议在中国签定并公布一事同中国的下述努力联系起来：中国正在努力迫使那些最想向中国提供核电站设备的公司签定向中国提供优惠条件的协议。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二十二日文章】题：“风险资本”在共产党匈牙利发掘新产品
比尔曼·埃尔热拜特是匈牙利的风险资本基金会——革新基金会的会长。该基金会是匈牙利国家银行一九八○年以一千三百六十万美元资本创立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给工厂出些好主意，生产出更好的产品以提高经济效益。比尔曼发现，一些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于创办事业有很好的主意，但他们不准备接受贷款。他们需要风险资本。如果事业成功，这种资本就能赢利，如果失败，就会失去。
比尔曼小姐说服匈牙利国家银行同意提供资本。并通过获取专利权、试验、样品的试制、市场调查、推销和早期生产等阶段扶植一些个人、小型工业合作社和技术研究所兴办一些新项目。革新基金会不为研究和试制提供资金，那是企业或政府各部的任务。
目前该基金会共有八名工作人员，正在审查的项目将近七十项，有二十五个项目已进入生产和销售阶段。
迄今为止，该基金会赢利最多的项目是用向日葵花梗生产化妆品，如雪花膏和洗涤剂。由于这些产品是自然产品，在匈牙利十分畅销。现在已计划向西方出口。
其它一些成功的产品包括一种巧克力奶粉及一种覆盖双层塑料板的暖房。这种暖房利用在双层塑料板之间流动的水来控制室内温度。
到目前为止，革新基金会大约已动用了一千三百六十万美元资本的一半，赢利一百七十万美元左右。该基金会的目标是，从国家银行独立出来，自己提供资金，成为另一家银行。到那时，比尔曼小姐既是风险资本家，又是银行家。
【《美洲华侨日报》八月二十三日报道】邹镜清老人临终捐款体育总会
本报日前收到纽约邹煜明、邹林愉怀夫妇来信，信中称，“先父辞世前遗言，乐捐美金一千元给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再接再厉培育更多体育健儿，同时致力增进国际友谊之用。”
郑氏夫妇来信又说：“先父邹公镜清病重在医院时闻悉中华健儿在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中破零得多项金牌奖，当时感动到热泪纵横，吃力地说：“这次中华健儿真的粉碎了‘东亚病夫’的鬼话，中华民族从此扬眉吐气。”
邹氏夫妇遵锦辉老先夫遗嘱，寄来美金支票一千元，本报代转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七月一日报道】日本的一些正在衰退的行业已经设法使衰退前景不那么令人痛苦。大多数衰退的行业早已使产品多样化了。例如，造船公司兼搞机械制造，钢铁公司同时生产新材料。它们压缩了生产规模和人员，而没有求助于政府的补贴和要政府以禁止廉价进口的办法提供保护。
一九八三年，日本造船业生产能力下降百分之二十六，今年将再下降百分之三十。
同得到补贴的欧洲钢铁公司不一样，日本公司一旦同意减少指标，就说到做到。日本石油化学公司去年同意到一九八五年三月使乙烯的生产能力降低百分之三十六，使塑料生产能力降低百分之二十四。大部分已经降下来了。现在，由于进口影响和找不到销路，水泥公司正在讨论使水泥生产能力降低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问题。
日本是怎样处置一些出现衰退的行业而不造成痛苦，以致日本的失业人数仅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八的呢？直截了当的回答是，日本经济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从而为失业者创造了再就业的机会。另外，日本极少有“短期的”失业。因为，日本的许多公司通过股票持有方式，或者说非正式地同大工业财团有联系。三井船舶公司或三井铝制品公司，可以把工人转到比自己经营得好些的其他三井公司里去。新日本制铁公司已经把工人转到日产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下属的汽车制造厂。
工会接受这种做法，而且愿意接受再训练。日本的公司是根据资历来付给工人工资的，所以，一个焊工转为午餐包装工并不意味着少拿工资。
【西德《经济周刊》七月十三日报道】去年十月，日本电子行业中的新兴企业京都陶瓷公司，吞并了老牌的雅西卡相机公司。半年后，玛米亚光机公司也宣告破产。但是剩下的五家生产高级相机的公司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好处。因为它们的相机生意两年来一直在走下坡路。美国和西欧市场上的价格战使它们的赢利不断减少。
去年日本单镜头反光相机的产量为五百一十七万台，比前一年减少百分之十八点五。今年头四个月的产量又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十一点三。
八月二十六日本版《中国现代油画展在日本受欢迎》一稿中，第三栏第一行“奥的哲理，……这就是艺术风格，”一段，应接第一栏最后一行。特向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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