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北京八月十日电】（记者：埃里克·霍尔）在北京和华盛顿的西方农业专家们说，据预测，中国今年谷物产量将连续第四年达创纪录水平，这将影响中国今后同美国和其他国家签订长期谷物协议。
中国官员和西方农业专员们预言：今年的谷物产量将超过一九八三年的三亿八千七百二十五万吨的纪录。在北京的外交官们说，由于国内储备在日益增加，中国官员们怀疑在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现有的协议到期后再签订新的协议是否明智。
一位外交官说：“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员对我说，在过去的协议期满以后，他们确实不希望再签订任何长期协议了。”
约翰·施尼特克尔对本社驻华盛顿记者说：“如果他们不续订协议，那将使贸易变得更不稳定，但是，我们仍会继续向中国出售相当大量的谷物。”
目前，东非各国经济困难重重；只有乌干达经济有所好转，但前景如何也很难预测。
肯尼亚：现在正受到旱灾威胁，为此它上个月已呼吁西方国家提供三亿吨粮食的紧急援助。但肯尼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中，最严重的首先是人口问题，其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九，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到下个世纪中期肯尼亚的人口将会从今天的一千八百万增加到一亿六千万。到那个时候，肯尼亚的粮食供应、经济与社会发展将会遇到更多困难；其次是债务问题，肯尼亚一九八二年需要偿还的国际债务已经达到三亿五千七百万美元。
坦桑尼亚：正在经历着独立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其主要表现是：在过去十年中，由于连年旱灾，加之政府管理不善，缺少生产机械和对生产者的必要的鼓励措施，使农业产量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左右。而农产品
——咖啡、烟草、西沙尔麻和腰果等——出口所赚取的外汇，占其出口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五。另外，坦桑债台高筑，一年前它的外债已达二十三亿美元；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全国所需粮食的百分之十靠进口；它的外汇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要用来进口石油。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经济发展，一九八二年比一九八一年下降百分之一点九，一九八三年也只增长了百分之一点五。
乌干达：从这个地区看，经济有所发展。据统计，它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从一九八二——八三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下降到一九八三——八四年度的百分之二十五；一九八三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七点三，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三，政府收支基本实现平衡，甚至还有盈余。但是，现在人们普遍担心政治上的不稳定还可能使乌干达的经济重新遭到破坏。
埃塞俄比亚：长期以来，政府军一直在北部地区同游击队打仗，直接使其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另外，还有一个债务问题，它购买苏联军火和为负担六千名苏联顾问的生活费用，欠苏联的债务已达二十亿美元，同时还欠其它国家和组织十亿美元。它的外贸收入的百分之九十靠出口咖啡，但现在咖啡走私情况严重，国家元首门格斯图曾经估计说，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年期间，走私出去的咖啡使埃塞俄比亚受到了一亿四千二百万美元的损失。与此同时，目前它还面临着一场极为严重的旱灾，估计它今年将有几百万人面临饥馑。（霞非）
这两类的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都有极大的贡献，但文学的前途却得由第二部分人去打开新局面，把中国文学推入世界文学的领域中，去占领它应有的席位。文学需要创作条件，作家们享有的写作自由和他们创作的成果是成正比的。
问：人们常提起中国文坛上有“代沟”，您的看法如何？
答：中国的老一辈作者们，许多是精通数国语言、对中外文哲思想深具研究的。中青年的作家因现实环境的限制，跟西方语言社会隔阂很大，但历经“反右”、“文革”及四人帮这些变化，遍嗜人间悲喜，诚如巴金所说：“新一代作家不像我们，他们不懂得害怕，他们是在血和火中间锻炼出来的。”谁能比丛维熙更有资格描写劳改和监狱中的生活？如果不是积有数十年的工厂经验，谁写得出蒋子龙那样逼真的工厂改革题材？多才多艺的冯骥才把写作看成一个历史责任，十年浩劫中同胞的命运、极左思想后遗症仍在阻碍四化的前进，这种种都在策励他动笔，他思维和笔下的奔腾以及天生的幽默感，岂是他那间与妻儿共享的小房间能束缚得住的？性格豪迈的茹志鹃、五十年代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刘绍棠，不因受到打击而失去乐观及正义感。一举成名的刘心武也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地他和冯骥才、高行健、李陀，不断以公开通信方式探讨追求文学创作的新形式。谌容、张洁、黄宗英等作家们，毅然斩断冗务，到农村、机关、特区去体验生活，迫使自己不脱离低层群众和生活，以追求文学的更完美境界。
关于青年作家，要数巴金在给《青年作家》创刊的序言中说得最好：‘‘这是新的一代作家，他们昂着头走上文学的道路，要坐上自己应有的席位。他们坦率、朴素、真诚、毫无等级观念，也不懂‘唯唯诺诺’。他们不要求谁来培养，现实生活培养了他们。”如果老一辈的作家有这样的胸襟，“代沟”问题就不会存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敢、执着、追求真理的态度体现在我们所接触的作家、以及只见到作品而这次没有机会见到的作家身上。他们对国家、人民抱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的苦心应得到信任，他们的事业应该受到鼓励。（下）
【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七月九日报道】题：日本正在打破对电讯事业的垄断
从明年四月起，日本将不再存在国家对电讯事业的垄断。国营的日本电电公司虽不解散，但失去了全部专有权。日本政府快速地作出了取消日本电电公司垄断的决断。这当然有许多不同的动机在起作用：第一，美国人为了出口业的利益，多年来一直催促取消日本对电讯事业的垄断。第二，日本国家预算呈现巨额赤字，几乎每一届政府都不得不力求减轻国库负担，促使预算稳定。东京政府希望私有化的电讯营业带来可观的税收，而扩大国家在这方面的劳务首先就要吞掉短缺的公共投资。
日本把通讯看作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性工业，认为电讯是极为重要的事，不想把它单独交给一个国营垄断企业。无论是自民党还是内阁，都把电讯业看成是对于国家今后经济技术发展将有三重意义的部门：第一，认为信息传递本身是新兴市场。在这里，要使日本占有超比例的份额。第二，人们希望产品有可观的销售机会。第三，东京认为，为了自身的需要拥有各种高效能的通讯设施，尤其是在国外竞争中具有优势的设施，日本工业的竞争能力将普遍增长。
日本这种估计和灵活性的显著特点是，不仅私人会社，就是国营公司也希望从通讯事业自由化中产生新的推动增长的刺激力量。高速公路公司和严重亏损的国营铁路都想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在自己所有的线路上敷设光导纤维电缆，供私营通讯会社租赁，或者在信息传递领域亲自提供服务。
目前，准备登上日本通讯舞台一显身手的私营会社和财团数目很多，证实了东京通商产业省对这一自由化措施所寄予的厚望。无论是已经涉足通讯技术领域的公司，还是这一部门以外的公司都在积极卷入。
日本通讯事业的开放也意味着外国公司可以畅行无阻地进入。在这里，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计划是特别宏大的，预计在不多几年内将投资十亿美元。
各有打算的公司要走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一点表明，日本让私人经济迅速进入通讯事业将开避多少机会。日本人今天已经获得了自由化措施的第一个好处，在迄今的垄断结束之前的三个季度里，日本电电公社在许多方面减少收费。这个日本通讯事业迄今的唯一统治者也要参与这个新兴市场。
香港来讯
又是一个热浪炙人的下午，记者来到九龙观塘区一座小山上的慕光中学，访问该校校监，一位年近七十、满头灰发的英国老太太，她的名字叫叶锡恩。
叶锡恩在香港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她出身于英国一个下层家庭，了解和同情下层群众，是港英市政局资历最深的民选议员之一，人们称她为“站在香港百姓立场说话的英国人”。
叶锡恩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一九四八年，她就随当传教士的丈夫从英国的格拉斯哥来到中国的江西省会南昌市工作，并取了个中文名字——叶锡恩。她在中国住了三年，亲身经历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时刻，目睹人民解放军进入南昌时纪律严明的情景，以及整个社会面貌的转变。她在后来所写的自传中详细记述了这段经历，深有感受地说，在中国期间，“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政府……我学到了一些新的主义和原则，后来几乎改变了我的一生。”
叶女士于一九五一年从南昌来港，在木屋区传教办学，其后创办了慕光中学。她对我国收回香港主权一直表示支持，经常撰文和发表讲话抨击殖民主义者企图阻挠香港回归中国的言行。今年七月，她在三十三年后重访南昌，然后转赴北京，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姬鹏飞主任会见了她。记者请她讲述了这次旧地重游的感受。
叶女士首先惊叹现在的南昌已经‘“成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好得多的世界”。她在南昌只停留了四天。她发现南昌几乎在每一方面都起了很大变化。她说：“如果要说新旧南昌有什么不同的话，我可以说每个方面都不同。首先是南昌的新机场，建筑得很漂亮。现在的街道既宽且平，其中一条几乎可媲美北京的长安街，也有一个纪念碑，我叫它‘小天安门’。以前的道路糟透了，满地泥泞，坑坑洼洼。以前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十一路公共汽车’（即人的两条腿）和人力车；现在满街都是自行车、货车和公共汽车，最不可想像的是有了电车和无轨电车，因为南昌过去可以说几乎没有电力供应，连照阴也成问题。现在有了电，不仅照明问题解决，很多家庭还买了电风扇、电视机和各种各样的电器用品。”
最使她感动的是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记得当时人们走在街上都是垂头丧气似的，很多人穷得要命。现在，街上每个人都在急急忙忙地赶路，好像要到什么地方办些什么事似的。当年我们去南昌是希望同当地人一起工作，尽力帮助他们，但是我很失望，因为医院的围墙把我们与当地人隔开了。当我们走在街上时，当地人对我们很冷淡，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把我们看成是外国侵略者。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当我回去寻访我以前住过的地方时，当地的人民对我表现得很友善，很乐意助人，很愿意和我倾谈。当获悉我的来意后，他们还招待我到屋里坐，给我倒茶，询问我还记得谁的名字。我感觉现在他们是把我作为客人和朋友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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