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元甲曾是越南军队的缔造者，任国防部长达三十四年（一九四六——一九八○），如今已退休，脱离越南的政治生活。
时间飞逝，抗法、抗美战争已经过去，现在，法国摄影师让—克洛德·拉维终于能够进入武元甲的家，真实地拍摄他的家庭日常生活。武元甲的住宅坐落在巴亭广场和一个大湖之间。他经常到这个湖上泛舟。
武元甲每天五点起床，在他的花园里做四十分钟操，或者在湖上泛舟。吃过营养丰富的早餐（鸡蛋、越南汤或大米粥）之后，七点三十分至十一点三十分在办公室里度过。他常常被迫离家去参加群众集会，这种集会在越南的官僚机构中有一种不断扩大的讨厌趋势，占掉个人许多时间。武元甲是个注重实际的人，他企图把参加这类活动限制到必要的、合理的限度。武元甲自一九八○年离开政府最高层以来已经远离权力中心。
中午吃一顿简单的午餐，睡一会儿午觉。下午的活动和上午相似。他有时偶而打断安排，以便写回忆录。
武元甲是个热情奔放而又善于自制的人，生活很有规律，既不饮酒也不吸烟，因此在七十三岁之际仍充满活力，劲头十足，无需借助于照顾。
武元甲思路开阔，富于幽默感，对于一些风趣的议论常付之一笑，而且愿意对任何问题展开讨论。
武元甲是西方读物的贪婪读者，定期购买运到河内的各种刊物。他是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的领导人之一，该所定期出版关于河内收到的一切外国出版物的报告，以促进情报交流。除此之外，他还有两个癖好：弹钢琴（他八岁开始学琴）和摄影，他对这两件事着了迷，甚至有时觉得他未能继续作摄影记者是件憾事。
他的夫人单泰霞今年五十五岁，曾在大学担任十年现代史教授，现在越南东南亚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试图填补越南的一个重要空白：不了解其他国家和亚洲的文明。她所在的研究室从事对柬埔寨和老挝的研究。可是，令人吃惊的是，越南人对邻国的了解要比西方所想象的少得多。每天早上，武元甲夫人骑自行车去所里上班。她针锋相对地反对官僚机器，她对文学和音乐的爱好远不是正统的，她喜欢现代作家而胜于巴尔扎克和左拉；在音乐方面，她既喜欢古典的巴赫和韩德尔，又喜欢现代的米雷利·马蒂厄和西维尔埃·瓦尔坦。在文学艺术新作品方面，河内还停留在五十年代，而进来的新东西又少得可怜。
武元甲于一九四六年同单泰霞结婚，他们有四个孩子。他们的名字就是对武元甲的抱负的纪念。大女儿生于三十年前，叫和平，显然是为纪念五○
——五一年冬季的著名战役而取的名，在这次战役里他击败了法军。老二叫奠边，显然是纪念五四年那次导致战争结束的同法军的决战。
他是航空工程师，同武元甲周围主要将领之一黄文泰的女儿结婚。老三是男孩，叫红南（红色的南方），最小的女儿叫幸福，现在苏联一所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
武元甲在离开越南共产党政治局之后，已脱离权力中心，只参加一些象征性活动。
一九八○年，他被解职的时候，越南报界在提他的名字时已不提他的大将军衔。
现在这个七十年代被称为胡志明第二号接班人的人已不再离开河内郊区的一个居民区，他的意见在过去三十年里曾是无可争辩的结论，而今天，甚至在军事方面的意见也得不到任何人的重视。（译自阿根廷《索莫斯》周刊六月十五日文章）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六月二十五日一期文章】题：谁说苏联的自由企业寿终正寝？
苏联的二亿七千四百万人中，有许多人为了伏特加、修汽车和饭桌上的种种食品，不得不求助于非法私人企业——官方谴责的自由企业系统。
基本商品和服务的不足产生了一种叫做“后门”，又名自由企业的地下经济。经济学家们估计，这种地下经济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至十五。
实际上，每个家庭常常被迫通过非法关系，用钱，用物，用其他好处来换取生活必需品。
你想粉刷寓所或修电视机吗？也许你需要一名技术熟练的牙科大夫，或是想找一名帮孩子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的家庭教师。你四处求援，通过拐弯抹角的方式找到合适的人。
自由经营系统是如何运转的呢？举几个例子：
——一个年青妇女想买一条式样别致的紧士裤。但是她不想出每条两百卢布（约合二百五十八美元）的黑市价格。她找到一家地下缝纫店。地下裁缝专门拆开外国的紧士裤，按它的样子，裁制紧士裤。真正的外国商标（或是复制品）也可以缝在裤子上。
——星期日上午五时至八时，在莫斯科郊外设有摩托车黑市市场，买卖摩托车。
——酒鬼们知道在莫斯科的酒店关门后怎样弄到伏特加。他们向出租汽车司机打听。议价酒极贵，每瓶十卢布。但是不用费太大劲就能买到。
酗酒是个大问题。政府企图把伏特加价格提高到每瓶六卢布，以限制酗酒。但是，这一做法遭到惨败。
酒价猛涨，导致了私酿酒的出现。苏联已故领导人安德罗波夫被迫重新推销廉价伏特加——被人戏称为安德罗波夫加——每瓶四点七五卢布，以便对付许多地区因饮冒牌酒而中毒的普遍现象。
在许多南方城市，如塔什干，地下饭店比比皆是。这些饭店没有菜单，不挂招牌。当地的共产党官员睁一眼，闭一眼，他们象任何人一样喜欢美味佳肴。这使私人厨师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私人企业同苏联计划经济成功地共存的可能性在农业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自留地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约百分之二，但是生产出来的牛奶、鸡蛋和蔬菜占全国产量的百分之三十，生产的土豆和各种水果占百分之六十。
从事修理的苏联工人经常是懒惰、粗心、酗酒的，而且很少按时完工
。
想要装饰自己公寓的莫斯科居民可以去找私人泥瓦匠。他们周末来四、五个人，可以按时完工。一位家庭主妇说：“活干得很漂亮，就是收费太贵。”
有的中小学教师每月只赚一百至一百二十卢布，非常需要钱。学生家长担心标准的学校教育不能使孩子通过严格的升学考试而获得发迹机会。
结果是，许多教师私下当家庭教师，每小时约挣十卢布。
多捞钱的愿望在苏联是存在的、强烈的。
【本刊讯】在现代苏联青年的眼里，什么是「理想的婚姻」，什么人算「理想的伴侣」？苏联《莫斯科新闻》周报记者佩尔切诺克就苏联青年提出的婚姻问题走访了爱沙尼亚塔尔图国立大学的社会学家季伊特副教授。现据《莫斯科新闻》刊登的这次采访的问答摘译如下：
问：目前有些青年人仍然不能成家，他们在选择终身伴侣方面困难重重。
答：这方面的原因可能是交际范围太窄（比如，工作单位里同性青年较多），或是性格腼腆，或是总瞧不起自己的异性朋友。在人口结构遭到破坏的地区，这一问题尤为突出。例如，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城市中，未婚女子占多数，而那里的农村，反而未婚男子占多数。
问：男女青年认为家庭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答：塔图尔大学的学者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则是非常意想不到的。首先，青年人把夫妻间的相互尊敬放在首位，其次是信任和互谅，再其次才是爱情和忠诚（而且小伙子比姑娘更注重忠诚这个条件），最后是在双方发生冲突时善于自我克制。
问：由此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现代青年的特点是合理对待生活？
答：我认为不是。上述答案只说明，他们对家庭和婚姻的态度变得严肃多了。年轻人追求的目标不光是恋爱，他们考虑的是建立一种牢固的关系以及自己对这种关系所负的责任。
问：结婚年龄是否影响家庭的稳定？
答：早婚历来是不稳定的，这多半是由于性格还不够成熟。二十到二十五岁这段年龄，被认为是最合适的婚龄。最好是男方比女方大一至两岁。这是被调查人的看法。现实生活也证明：初婚女子的平均年龄一般为二十一点九岁，初婚男子为二十三点四岁。
问：文化程度是否对婚姻很重要？
答：当然如此。在以夫妻平等为基础的现代婚姻中，文化程度恐怕具有决定性意义。男子往往希望妻子的文化程度和自己相同，或者略低于自己。女方认为，男方的文化水平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于自己。
问：男子是否还象以前那样希望找一个美貌女郎当妻子呢？
答：理想的女子美是不断变化的。现在的小伙子认为姑娘外表的最重要方面应该是：容貌出众、仪表不凡和衣着入时（顺便提一下，男子常把妻子对自己外表漠不关心作为离婚的理由）。但应指出，小伙子所注意的外表也不是指浓妆艳抹和过分时髦的服装。恰恰相反，他们更喜欢素雅和风度，也就是说，要更有分寸感。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现在的小伙子欣赏姑娘的体型。他们认为，匀称而有线条的体型最富有魅力，而太瘦和太胖的姑娘却很少有人追求。至于头发的式样和颜色这样一类细节问题，则无关紧要。
问：姑娘们有哪些愿望呢？
答：她们对未婚夫的外表也并非漠不关心。对她们来说富有魅力的是：小伙子应有运动员般的体型而且彬彬有礼。每个姑娘都希望对方长得比自己高。总之，外貌虽然很重要，但它毕竟不是最后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不论是小伙子还是姑娘，绝大多数都把精神世界、文化修养和生活乐趣作为自己选择对象的决定性条件。
问：众所周知，「性格不合」常常是离婚的主要理由。那么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答：显然，年轻人在结婚时，并非都十分确切地了解对方的性格。尤其是婚前只经过短期相识，更是如此。我们的材料表明，许多人在半年之内是来不及发现和了解自己未来爱人身上存在的、那种以后会造成彼此不和因素的性格的。
决不能把家庭幸福建立在有可能「改过来」的想法上。凡是那些自以为了解对方性格的缺点，但又希望这些缺点会在其共同生活中改正的人，到头来往往大失所望。结婚必须双方性格多少有所相似才好。朝气勃勃、平易近人和心地善良这样一些特点，有利于共同生活。而斤斤计较、性情孤僻、唯我独尊和自私自利，则不利于共同生活。最糟糕的是，夫妻俩都想凌驾于对方。总而言之，脾气好的人同爱人能和睦相处。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普遍规律：幸福的人是脾气好的人，而脾气好的人必然幸福。
苏联漫画家笔下的在黑市上出售畅销书的人，这些书有《李尔王》、《基度山伯爵》和《巴尔扎克作品 集》等。（转自苏联《鳄鱼》画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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