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六月四日评论】设在华盛顿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说：“北京新颁布的专利法对刚开始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公司来说是重要的。凡是受到合同保护的技术，我从未听说被泄漏的事情。行家知道，签订一份好的合同是极其重要的。这项专利法会使新来的公司增添信心。”
今年三月正式通过的专利法将于明年四月一日生效。按照它的条款规定，中国和外国的发明家都能为他们的发明申请一段固定期限的专利权。
这项新法律将起多大的作用呢？简单的回答是，中国人想要保护外国人发明的生产方法和设备，但是管理起来会很困难。中国的技术和法律知识还不够普及。不过，教育正在迅速发展，化学家、工程师和律师正受到重视。
法律专家说，中国的专利法很好，与欧洲专利公约极其相似。按这一法律的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获得专利权，只要他们是在专利方面同中国签订了条约或建立了对等关系的国家的国民。
中国有将近一百名专利局工作人员在国外受训。许多人在西德，日本、英国和美国也有。一位欧洲专利官员评论说，他们似乎不是按技术能力，而是按语言能力选派的。他说：“即使在语言方面，我们培训的四个人当中有一个很优秀，另两个还不坏，剩下的一个却一窍不通。”
一个专利局，首先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调查研究系统。在上海和北京（北京的专利局就设在一个废弃的足球场里），数千份外国文件被随便搁置在一些纸板箱里面。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负责执行巴黎公约的专门机构。它帮助中国人在日内瓦上培训班课程，帮助他们在北京开办研究班课程，并准备在今年八月开设法律训练班。
该组织的总干事鲍格胥博士说，这一法律是“一清二楚的”，人们不应该对它的实施抱有成见。
他说，“担心是由没有根据的推测引起的。”凡是中国人签订的协议，他们都是遵守的。
【日本《读卖新闻》六月二十二日报道】题：通过开放市场促进日中合作（作者：大和证券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宫崎勇）
最近，我有幸作为日中知识交流团的成员访问了中国。这里，我想就日中合作事业谈点感想。
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又经过了痛苦的“调整”时期，目前正以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心推进“现代化”事业。从经济方面来说，虽然在能源（特别是电力）和运输部门中还有些障碍，在建设投资和流通部门中还存在着效率不高的问题，但总的来说，经济建设正在顺利发展。去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十点二，超额完成了计划。目前正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改善财政收支和贸易收支。
尽管还有些问题，但哪个国家都是如此。我国应该根据不久前两国首脑制定的“和平友好、平等互惠、相互信赖、长期稳定”的四项原则，推进日中合作事业。
对于在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同时又需要技术和资金的中国，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进一步提高国内的需求量，以促进进口。
第二，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由于在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上是我国首先呼吁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因此邻近的各国对我国的期待也越来越大，我们应该言行一致。
第三、促进在服务业（技术）和资本上的合作。
从我国储蓄率高和企业本身资本充实的情况看，可以同中国进行相当广泛的资金合作。
尽管日中两国经济制度不同，但是具备相互补充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促进日中合作。
【美国《华盛顿邮报》六月十六日报道】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已表示愿同中国做一笔核能交易，争取通过竞争赢得为中国的发电计划建立反应堆这一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生意。
据四月十四日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董事长丹福思致上海市长汪道涵的信说，该公司的计划的“要点”是建立“东方核公司”，这个公司将由两国的工程师和官员参加。
根据这项计划，一开头，威斯汀豪斯公司将向东方核公司提供有关核发电技术的一千五百张图纸和二十本手册。这封信说，在此之后，将在中国举行十五次技术会议，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们将在开会期间详细讨论这些材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核公司将“有能力设计、供应和建设核发电厂”。丹福思说：“我们打算使东方核公司按这样的路子发展，它将成为一家具有世界水平的高质量核系统、设备和全套设备的供应公司。”
这封信说，“中国将可以获得威斯汀豪斯的所有商业用加压水冷却反应堆核蒸汽供应系统和燃料技术。”
威斯汀豪斯公司核业务处负责人伍德森说，计划使东方核公司成为威斯汀豪斯和中国合办的“合资公司，这样做将可以使关系长期保持下去。”
目前看来前景并不光明，因为：里根总统四月三十日在北京亲自参加草签的美中核协议已遇到了障碍，这推迟了它提交国会的日期，并且可能使它长期被搁置在一边。这个障碍就是政府决定要求中国做出新的防止核扩散的保证，中国人迄今为止一直拒绝接受这一要求。
正如威斯汀豪斯公司在信中所明确表示的那样，在两国政府间的这项核合作协定生效之前，该公司不能做出任何安排。
【路透社伦敦六月十二日电】英国探险家科尔（四十八岁）昨天说，他打算强渡中国的长江。他是一位先驱者，乘坐气垫船沿着世界上一些最湍急的河流航行。科尔说，“长江在西藏境内的那部分，应该具有对气垫船工艺进行最后考验的一切要素。”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起源于西藏。它的一部分流程有大湾和险滩。这项探险有一项人道目的——为住在传统船只无法达到的河流两岸的人民提供医药援助和粮食。
科尔是在一本关于他领导的上一次探险——一九八二年在秘鲁——的书的发售仪式上谈到他的计划。
【香港《信报》六月二十四日文章】以下是邓小平接见钟士元一行三人时开场白的最主要部分——
“中国中央政府决定的政策、方针和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不管这些方针、政策和立场有多少人了解，我相信这是符合五百万人的利益的。”
会谈一个半钟头之后，钟士元回到饭店，只简单地说回港之后再招待记者，报告会见的情况。这与前一天三个工商团体见了两小时，完毕之后眉飞色舞，高谈阔论的反应，成了强烈的对比。面对记者的开场白已经如此“坦白而详尽”了，关上了门之后，三个议员所受的待遇可想而知。
但另一方面，邓小平愿意接见他们，而且不公开骂他们，以中国中央政府的立场来说，也算做足面子的了。
种种迹象显示，钟士元本人是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他起初十分热心赴京，大有对历史交代，向港人交代，大不了辞职不干的意气。后来经多方喻劝，却又泄了气，不想上京了。扰攘多时，议员们有不同的意见，但不上京则各方面难下台，终于硬着头皮，希望上京能展开一些对话，并且无论如何想建立“议员”的名份，因此树立议员的声望。
现在看来，这复杂微妙的目标，似乎完全落空。
台湾《中国时报》六月二十三日以《支持政府取缔不良帮派》为题发表社论。
社论说：“行政院长俞国华日前在立法院答询时说：‘社会治安恶化，犯罪层次提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行政院已将此视为目前最急切问题之一，已交由有关机关研究对策’。”
社论说：“今天不良分子对于社会的腐蚀，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他们‘保护’色情场所，使社会风气败坏，青少年问题严重；他们聚众滋事，暴力犯罪，使社会充满戾气；他们进行围标、抢标，使公共工程的品质降低，贪渎之风盛行；他们强占地盘、勒索敲诈、包庇摊贩、果菜，使行销秩序无法维持；他们介入各种选举，使民主政治蒙上阴影；他们掩护走私、协助偷渡，使国境关防为之疏漏；他们更自制或进口枪枝弹药，使治安受到威胁。”
社论指出：“最近，他们的气焰日益嚣张，公开械斗或竟杀伤警察，使公权力受到挑战。真可以说是无法无天，无恶不作。”
社论说：“过去所谓地痞流氓，只是个人行动，对象明显，活动也有限度。但近年来层次升高，演变为帮派组织，人数众多，控制严密，行动也更具计划。”据台湾警察局统计，“台湾地区现有不良帮派达六百七十余个，其分子复杂，势力庞大。”
社论说：“更值得注意的，是本地的不良帮派，正迅速与国际间的不良帮派结合。例如，最近治安单位在基隆查获价值高达二十三亿的毒品安非他命，并在高雄破获制造安非他命工厂。经发现其幕后负责是韩国的黑社会分子，且拥有轮船，将原料走私来台。另一方面，制造的安非他命则输往日本，获取暴利。这据说又与日本著名的黑社会帮派‘山口组’有关……。”
社论惊叹：“如果这种情势继续发展下去，我们的社会治安的溃烂更不知将伊于何底。”
【《香港虎报》六月二十四日社论】题：邓小平的训斥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今天狠狠地训斥了香港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钟士元爵士一行。
谁也没让钟士元爵士阐述这样的立场：他到北京是去履行一项官方使命，同中国领导人“交换看法”，并向他们说明香港人民对于他们在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对香港的主权之后的前途所存有的忧虑。
毕竟，香港人民并没有授权钟士元爵士代表他们讲话。是钟士元爵士以及与他同去的另外两个人（邓莲如女士和利国伟博士）自称有权代表香港人民讲话的。
邓小平先生在欢迎他们以个人身份去北京时，已经把这一点讲得很明确了。
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讲出来。
不过，我应当说，我们的立场和政策已经决定了，这是不能改变的。”
中国官方的看法是，香港前途问题完全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事，中国打算同英国人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看法是众所周知的。
钟士元爵士率领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代表团去伦敦，鼓吹英国在一九九七年以后继续在香港保持一定地位，并力主持有香港英国护照的人有权在中国收回主权后移居联合王国。
但是，他们试图到中国去告诉邓先生说他们的观点反映香港人民的看法（他们声称自己代表香港人民），那是荒谬的。
邓先生说，这群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应该利用这次机会，更多地了解一下北京，了解一下中国，了解一下中华民族。
这番话应该受到注视。
中国是一个前进中的国家，谁也无法阻挠它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
应该是香港适应中国的计划，而不是中国来适应香港的计划。钟士元爵士愚蠢而自负地去冒险，显然是搞错了对象。
正是需要像邓先生这样一个直言不讳的人才能让他那一行人循规蹈矩，安分守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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