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新闻》五月二十一日报道】日本政府决定在北京建设“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以作为向中国提供的一九八三年度无偿援助的一部分，并已向中国派出了以农林水产省的专家为中心的调查团。这个研究中心是为了使从屠宰后牲畜的加工到流通体制等整个食品技术现代化而建设的，它除了进行技术研究之外，还将作为有关企业的训练设施。
调查团除了调查中国的食用肉加工和流通体制的动向外，还将同中国方面就研究所设施的基本设计达成协议。
据估计，这项建设的总费用可达三十亿日元左右。日本水产公司和味之素公司等企业已决定对中国的食品加工和物资流通设施的现代化实行全面合作。
【本刊讯】西柏林有关单位于去年十一月中旬举行了一次关于民主德国经济的科学讨论会。西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卡尔·塔尔海曼在会上作题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的实际政策问题》报告，摘要如下：
所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都经历了变革。然而变革的方式不同，程度也不同。我们在这方面可以把仍然相当僵硬的苏联同非常灵活的匈牙利加以对比。同时，民主德国二十五年来在经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已不仅是讨论的内容问题，而且是一再进行新的实践的问题。尽管民主德国在口头上还不愿使用‘‘改革”这个词，而宁愿说成是“使方法得到完善”。
今天的形势首先具有两个特征：
民主德国的经济今天正处于严重的不稳定和有风险的境况，这是由于对外经济关系、进口价格的变化以及收支平衡出现了问题；增长的方式由粗放转为集约化势在必行。
在民主德国，也象在苏联及其他经互会国家一样，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今后的增长将不再是粗放型的，而必须是集约型的。
民主德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具有某种粗放型增长的条件。在那里，增长作为一项集中的经济政策目的，只能通过集约化来达到，也就是通过高效率地使用生产资料来达到。这首先就是说：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的产出率；减少原料和能源的消耗；提高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重点特别要放在促使产品迅速革新和改进质量上。
同民主德国相比，在联邦德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中，具有效率优势的力量首先是竞争（主要是价格和质量的竞争，也包括尽快实现革新的竞争）。第二是工资压力（由于独立而强大的工会推行的工资政策）。第三个因素（同前二者密切相联系）是力求获得利润和成果。
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企业领导人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们提高效率的动机，与某种企业性市场经济相比大为不同。所以上面所提到的三个因素中，竞争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干脆没有价格竞争，因为企业的出厂价格主要由行政上加以确定。所谓“社会主义竞赛”，却同市场经济的竞赛毫不相干，而且对于经济流通的实践来说，也只有相当有限的意义。因而竞争作为提高效率的推动力，在民主德国的经济制度中几乎完全不起作用。
对作为第二个推动力的工资压力来说，迄今为止也没有什么约束力。在民主德国，工资不是通过集体谈判达成协议，而是由国家某些机构全权决定。就国家的工资政策来说，基本原则仍然是：并非完全是通过提高工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结果是：名义工资（以及实际工资）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民主德国工人的平均实际收入只达联邦德国工人平均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第三个因素（即：力求获得利润和成果）同前两个因素不同，它在民主德国的经济制度中还有很大的重要性。
至于谈到特别受到民主德国领导重视的联合企业的发展方向，看来首要的是企业和事业领导人的动机。
毫无疑问，交付给联合企业总经理的职责和决定权，比以往交付给“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总经理和各直属部门领导人的要大。从而也就使联合企业具有某种积极的作用。然而，今天还不能作出判断这种作用究竟会强大到什么程度，因为还必须估计到，各部部长力求保持自己尽可能大的影响。
对民主德国当前的体制进行的分析表明，它也同苏联集团的其它所有国家一样，由于它迄今为止的经济制度同某种正在改变的现实需求不相适应，而陷入了某种经常化的矛盾之中。
【日本《朝日新闻》六月二日社论】题：中国的现代化在扎根吗？
最近，《人民日报》第一版的专栏中介绍了两件事。
一件是购买生活物资的票证大大减少了。另一件是，在北京的百货店里买皮鞋，店员不让试穿。
这些报道说明了中国的现实：生活在一点一点地逐步得到改善，但是，仍存在着一些不合情理的事情。代表政府的党的机关报开始表现出坦率的态度，即正视这种现实。
赵紫阳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他阐明了领导机构对这种现实情况的政策。
这份报告称赞去年的工业生产比前一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五，农业生产增长百分之九点五，生活水平有了提高。
同时它又指出：经济效率不高，资金困难，需要努力改革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这些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前几年早已提出过。虽然并非不可以说没有新内容，但是应该指出，这反映了中国在争取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开始实行偏差少的政策。
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方面，现在除过去建设的四个经济特区以外，又确认开放大连、上海等十四个沿海城市及海南岛。
实行引进外国技术和资金的对外开放政策，等于努力创造保证实行这种政策的安定的国际环境。
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赵的报告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措施：给企业以根据经营情况决定工资和奖金的权力，为振兴建筑业而采取招标方式。这是要改变吃大锅饭的风气和搞绝对平等的做法。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的扩大再生产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实验，包含着值得注意的东西。
【美国《幸福》杂志五月十日文章】题：为什么里根访华后贸易不会跟上去
当里根总统收拾行装启程访华时，美中贸易有可能进入繁荣时期的希望之星再次迸出，但乐天派很快又会感到失望。中国问题专家雷·克莱恩说，里根此行或许会扫除某些障碍，但在中国那里没有多少生意可做，充其量只是希望而已。
诚然，自去年夏季以来，两国的贸易关系步入坦途，里根总统访华期间签订的税务条约将鼓励美国厂商在华兴办合资企业。华盛顿一位惯于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律师尤金·西罗克斯指出：“这样，商业信用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不过，在贸易上来个大跃进似乎不可能，贸易发展的障碍中包括中国人厌恶负债，也不喜欢贸易赤字。
有些分析家认为，中国要想在没有债务和赤字的条件下生产足够的出口商品以支撑迅速增加的进口，这很值得怀疑。
外国人发现在中国做生意相当困难。目前，美国在那里的直接投资总共只有一亿美元左右，全部投在合资经营企业上，平均每家合资企业的投资额约五百万美元。唯一被同意在中国设立独资企业的是美国３Ｍ公司（明尼苏达矿业制造公司），它的上海新厂将制作电气产品。关于同中国官僚主义打交道而受到挫折的传说是不胜枚举的。一位美国商人抱怨说：‘“中国人甚至对每一个逗点都讨价还价”。
石油可能会刺激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正在消失，有二十五家以上的外国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和渤海湾的勘探测定工作中已经耗费四亿多美元，它们并没有找到多少石油。
美中贸易仍然是一艘缓慢的航船。
【美联社北京五月二十九日电】（记者：杰夫
·布雷德利）荷兰对外贸易大臣博尔克施泰因五月二十九日说，他已经为荷兰公司打开了大门，但它们必须有竞争力。
博尔克施泰因在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时接受了采访。这是自一九八一年由于荷兰向台湾出售潜艇，使中国将两国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来的第一次内阁级访问。
博尔克施泰因说，中国人在他的代表团停留的一周时间里态度友好，并提出了二十二个项目的两张单子供荷兰公司考虑。
但是，尽管他们在程序上给了荷兰以弥补失去的时间的优先权，然而，没有提到合同投标方面的特殊待遇。
博尔克施泰因说：“荷兰工业要我做的只是开辟道路、给它们奠定基础、打开大门并给它们引路。”
一张单子来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另一张来自北京市。
博尔克施泰因说：“这些清单是不乏创见性的。这是他们对荷兰的友好表示，说明他们选择这些项目时是考虑了我国的情况的。”
他说，中荷贸易去年翻了一番，达八亿九千六百万荷兰盾（当时约合三亿零九百万美元），“没有理由说中荷贸易不应该继续成倍增长”。
双方同意讨论一项保护投资条约和科技合作条约。荷兰官员们说，荷兰停止向台湾出售潜艇，主要是为了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改善关系。
【法新社莫斯科五月十一日电】长期以来，尽管苏联住房严重短缺，但是成千幢新公寓和住房由于建造的不合标准和内部设备不全而空着。
政府报纸《消息报》说，一些新房客在看了新居之后都拒绝搬进去，其原因是房子“不适宜居住”。
最近几年，为扭转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趋势，也努力在农村建造了许多房屋。然而，这些新住房无人住的现象也许最为严重。
《消息报》说，“我们造了房子，但不幸的是，这些房子不能住。它们往往要空上数月乃至数年，因为没有熟练工人对住房进行必要的装修。”例如，建筑工人建好了墙和屋顶，但由于没有材料而不能完成内部装修。
此外，卫生设备、供热系统、天然气和电经常不配套。有时，盖房顶的瓦或抹墙的灰泥供应不上。
《消息报》举例说，在莫斯科北三百公里的科斯特罗马地区的一个集体农庄里，“整条街的住房由于内部设施不配套和不适宜居住而空着。”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集体农庄订购的材料一般只能得到所要求的一半。另有消息说，有几个集体农庄雇佣了建筑工程队安装供热和照明设备，而到头来，却发现这些人把砖瓦卖给了外地，“交付”的却是不适宜居住的房子。这些房子关不上门，墙上粘着湿泥，而且有的墙上还有洞。为此，国家不得不花钱修理这些房子。
苏联的一些经济专家认为，这种情况在苏联很普遍。由于这些情况，到二○○○年达到一户一套和一人一间住房的目标可能实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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