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华盛顿２９日电】“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星期三在一篇评论台北骚乱的社论中说，美国绝对信赖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而完全排斥最后同北平达成解决的可能性的做法是“极其愚蠢的”。
这篇社论宣称，上星期的不幸事件如果会促致“比较远大的看法”，那就是有好处的了。社论继续说：“美国根据条约有义务帮助保卫台湾，不应该想到背弃条约。应该彻底审查的问题是保有台湾到头来是否行得通。（国防）部长威尔逊保证说：中国国民党人将仍然可靠的，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这个保证并不完全令人安心。”
社论说，显然有这种可能性：主要靠重回大陆的“幻想的”希望而撑住的蒋介石政府“有一天将在共产党的甜言蜜语之下干脆衰退灭亡”。可以认为这次骚乱是一个预兆，表明“衰败的过程正在发展着”。
【本刊讯】５月２６日“纽约邮报”在“台北叛乱”的标题下刊登了勒纳所写的一篇文章说：
国务院发言人硬说台北的黑色星期五骚乱只是一个“不幸事件”和一时的“裂痕”，那是没有用处的。我猜想，一世纪以前在印度的那些获悉印度兵叛变的消息时还镇静地继续吃喝的英国将军们也同样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一时的插曲而已。可是，整个纪元就是由于那次叛变而完结了。
如果说我们不能说台北叛乱是一个纪元的结束，它至少也是表明一种幻想的结束。我所谈到的幻想是：我们同一个独裁者结成军事同盟，把他的岛屿变成一个堡垒林立的岛屿，从而买得他的人民的友谊和支持。
与其去谈论这次闹事的责任，还不如去问一问这次闹事的根源是什么要好得多。把攻击美大使馆的人们称之为“暴徒”并且暗中提到煽动他们的“亲共产党煽动分子”，而且就到此为止不再加以研究，这是不够的。事实上，如果的确不错，在台北市居然有足够的亲共产党煽动分子具有这样大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世界上可以使得敌人颠复分子不能渗入这个堡垒中心的最有力的反共政权的效力的估计将是怎样的呢？
我们有危险忽略的一点是：这次示威反对蒋介石自己和他的政权的程度几乎不亚于反对美国军事法庭的程度。我们决不能忽视的有关一点是，煽动分子们很难以使一大群人暴乱起来，除非那里有着易燃的物质让他们去点燃。
凡是有美国军队盘踞的地方必然要发生摩擦。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点，他说，华盛顿的国防部和国务院的人们彼此不通消息，结果，对我们在亚洲的政治地位具有爆发性的可能性的雷诺案件是用军官们的例行的方式处理的。
但是，肯定地说，这是不深入的。即使有相当健全的“部队地位”协定，而且即使华盛顿的杜勒斯的人员和五角大楼的人员彼此通消息，暴乱仍然会爆发的，因为它的根源远比我们所想像的深。雷诺案件和哲腊德案件都竟在远东发生难道说是完全偶然的事情吗？我认为在这些事件不仅是日本人民就是整个亚洲人民对于我们仍在进行的原子核炸弹的试验都感到的激怒之间有着强固而深刻的关系。我们选择太平洋地区进行试验是因为我们把整个亚洲人的生命看得不值钱。
这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在他们目前举行的关于原子政策和裁军问题的会议期间可能要加以考虑的某些意见。
【合众社纽约２８日电】在“我们狂暴的朋友”这个标题下，“华尔街日报”在它今天的社论中说：
“很容易说，台湾的骚乱是一场孤立的事情，从中得不出什么一般性的结论。”
“实际上，这次骚乱所象征的反美情绪决不是孤立的；一个相当小的火星竟然发展到这样的一场大火，这个事实就说明了潜伏情绪是多么的深了。
“……美国曾警告共产党说，他们对非共产党世界内任何地方的任何进一步的侵略都可以引起美国的回敬。莫斯科和北京的领袖决不可能愚蠢得相信这个危险，除非他们能够真的看到美国兵……
“……现在我们不主张一个晚上就把我们的国外军事活动放弃……我们是说，有人主张美国应当继续无限期地每年在军事援助上化三十亿左右的美元和在七十二个国家中保持军队，这种主张是一个站不住脚的主张。
“……其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从长远来说这些国家必须自力更生，即便是在美国对共产党人总的警告的保护之下，否则，我们在世界上的盟友就会全都软弱无力。”
【中央社华盛顿２８日电】随着最初的震惊逐渐消逝，美国人在从两个大的方面研究台北发生骚乱的原因。
在第一方面探求骚乱原因的美国记者们过去两天中从台北发来的电讯给人的印象是，骚乱是有组织的，并且同政治因素有关。据说，这种意见是匿名的美国官员们发表的。
凯斯·比奇在“华盛顿邮报”刊载的一则台北电讯中说这次事件是有计划的抗议，后来它变得无法控制，以致变成了一次无计划的攻击。他的判断是根据镇压的军队很迟才到达出事地点的事实，并且还根据下面这样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一、美国人事先从中国朋友那里得到了警告。二、暴徒是由英文相当好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三、这次攻击是明明白白分几起进行的，人们都手持旗帜。四、骚乱者只是在进攻警察的时候才遭到杀害的。五、官方广播作了录音。六、警察并没有坚决阻止攻击。
康斯坦丁·布朗在华盛顿“明星报”今天刊载的报业辛迪加专栏中根据台北消息分析了这个局势。他说，尽管蒋介石颇得人望，仍然存在着隐蔽的反对派，他们对于在台湾的流亡生活已经感到不耐烦，并且接受了北平的“和平回到大陆的”甜言蜜语。
华盛顿“明星报”今天也发表社论说，“看来非常清楚，这次骚乱是有组织的，而不是自发的。”但是社论认为很难疑心国民党政府是这次骚乱的幕后支持者，因为它同美国疏远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家报纸说，这种怀疑如果证明属实的话，那“肯定是远不能令人心安的”。
在第二方面的探求中，美国报纸指出，台湾的反美骚乱着重说明，亚洲人要求在审讯海外的美国人的时候得到同欧洲人同样的待遇。
“每日新闻”发表社论说，目前朝鲜和台湾两地在审讯美国兵问题上发生的争执是因为在那里没有一项美军地位协定。
社论又说，“像这种事件只会证实共产党反对我们的指责，从而使当地的人民相信他们。像我们目前这样，我们就是假冒为善。我们不能继续高谈尊重新国家的完全的主权和独立，而又在影响我们的时候予以否认。”
【本刊讯】印度的“献地”运动到今年４月１８日已经六周年了。这个运动是印度有名的社会活动家、甘地—阿查理雅的继承者维诺巴·巴维在特仑甘纳区创始的，那时候这地方刚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农民运动。“献地”运动本身是对特仑甘纳区这个农民运动进程中实行过的激烈的土地改革的一种独特对策。
为了纪念这个运动六周年，全印各地在４月１３到１８日举行“土地革命”周，举行群众大会和小型集会，纪念“献地”运动。许多报纸发表文章对这个运动作出某些总结。巴维仍然是这个运动的思想领导人和主要积极分子。这些年来他徒步走过了印度许多省，宣传自己的学说并且在农村中进行和平的土地改革。此外，起积极作用的还有人民社会党的领袖——贾雅·普拉卡希·纳拉扬，他决定要脱离政治生涯毕生献身于“献地”运动。据“印度快报”报道，参加“献地”运动的积极分子总数有一千七百人以上。
现在，巴维起初想的把地主自愿捐献的土地重新分配的“献地”运动，已经在无地的农民当中发生了某些变化。出现了其他一些变相的运动，例如“桑帕提丹”（捐献多余的收入）和希拉姆丹（捐献劳动）等等。可是据巴维的意思，在运动现阶段上，具有主要意义的应该是“格兰丹”（捐献村庄），即在成批村庄中或甚至在成批的县城中进行土地改革，并且加入某些合作化的因素。
巴维指出，他将努力在１９５７年完成和平的土地改革。到那个时候，任何想要土地耕种的人都应该得到土地。巴维在确定这个运动的目标时说：“在目前这种建立在不平等、战争和冲突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不改变为以平等和相互合作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以前，人类是不会得到拯救的。我的目标要实行三方面的革命。第一，我要改变民众的心，第二，我要改变民众的生活，第三，我要改变社会结构。”（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２日“印度快报”）
但是，预定完成“献地”运动的目标的一年就要到了，而获得的成绩离预定的目标还很远。巴维计划在今年底要征收五千万英亩土地，可是到目前总共才征收到四百五十万英亩，而被分配的只有五十五万七千英亩。某些人解释征收的土地和分配的土地数量之间的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地主献出的土地或者是完全不适合耕种的，或者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和资金才可以耕种。运动的这些比较不大的成果特别证明了这点：这次运动正得到印度国大党大力的支持，这个政党认为除了通过立法来实行土地改革以外，这次运动是和平解决印度农村土地问题的最好方法，印度农村的土地问题同过去一样一直是一个极其尖锐的和很难解决的问题。
现有一千五百个农村作为“格兰丹”交给了巴维，此外，一年中用“桑帕提丹”形式征募到一百一十万卢比。巴维最近化了十一个月的时间远征马德拉斯省，他征募了十二万英亩土地和四十一万八千卢比。现在巴维开始远征喀拉拉省。他受到了喀拉拉省首席部长南布迪里巴德和政府其他人员的迎接。
南布迪里巴德在为巴维这次访问而发表的演说中答应，政府将给予巴维及其运动各种支持。南布迪里巴德和巴维在会谈中，他们商讨了喀拉拉省总的土地问题，喀拉拉省十一个农村二百二十五英亩的土地已经归为“格兰丹”运动。“印度之光报”和“自由新闻”评论说，巴维访问喀拉拉一事是向共产党提出别出心裁的挑战，因为共产党曾阐明坚决在喀拉拉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这家报纸指出了“献地”运动在思想上跟共产党纲领的对立性。
据“印度之光报”报道，巴维在内亚廷卡拉“献地”运动工作人员代表会上讲话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共同繁荣”（即“献地”运动所争取的社会制度）和马克思主义能否共处？巴维认为，马克思主义将得到发展，而最后，终将变为“共同繁荣”。他说：“马克思主义正在估计到并且在适应在它发展的现阶段中所具有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不是“不能修改的绝对理论”。
巴维认为，印度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在适合印度传统和条件情况下才能够成长发展，因此最后终将变为“共同繁荣”，这种“共同繁荣”其实质就是“印度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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