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新闻》二月十日报道】十三日是春节，亚洲各地以中国系统的居民（华人）为主，隆重地庆祝新年。与此同时，商业竞争也更加激烈。下面是驻各地记者对亚洲几国今年春节的经济情况所作的报道。中国：农民是买主 ----记者 三森
中国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北京近郊的农民富裕起来了。他们到商店购买年货，可能是由于化纤品降价的缘故，买衣物的人很多。
在繁华街道之一的前门大街上，各商店门前张贴着新年用品大减价的广告，比较畅销的是衣物和家用电器。在王府井百货商店里，许多人在买电视机，其中主要是农民。香港：出口减少 -----记者 松田
据说，香港过春节在亚洲历来是最热闹的，今年也不例外。
但是在繁华的背后，我们看到，由于连续两年多的萧条，居民中庆祝节日的气氛不十分热烈。由于出口下降，去年一年失业率从百分之三点四上升到百分之四，股票也暴跌。自进入一九八三年以来，小规模的金融机关陷入了困境。
另一方面，据说各百货商店在年终商业竞争中的销售额与去年相同，比上一年则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到十六。新加坡:主妇控制华钱 ------记者 斋藤在东南亚，今年由于受经济萧条的影响，华侨过春节比往年更加冷清。往年，新加坡不仅是当地的华侨，连居住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侨富裕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人们也纷纷前来购买物品，百货商店、超级市场的库存往往是一扫而空，呈现出一派兴隆景象。可是今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由于印度尼西亚采取了限制旅行措施，前往新加坡购买物品的顾客剧减。来自马来西亚购买东西的顾客也减少了，这是因为马来西亚华侨的收入难以增加造成的。今年是猪年，按照华人的一般观念来说，猪年比去年的狗年好，前途有望，应该是光明、良好的一年。但同时又认为，横冲直撞的猪有可能会把脑袋撞到墙上，这种观念起因于中国人的“八字”信仰。因此，他们对前程很警惕，主妇们也就控制着花钱了。
从中国大陆进口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销售情况虽然和过去差不多，但是到贵金属店、录像机等电器商店买东西的人却已大大减少。泰国:苦于农产品价格下降 -------记者 诸星
曼谷的华人街春节前搞得乱七八糟，人们都在竞相买东西，食品店和衣料店门前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十分混乱。在任何一个商店，人们的表情都不太明朗。消费者手头无钱，“新年商业竞争”未必顺利。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整个泰国处于萧条之中，这对“新年商业竞争”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南朝鲜《中央日报》二月九日报道】二百二十件新罗时代文物和一百零一件新安海底文物的“韩国古代文化展”日本巡回展览会，八月二日至十二月四日将在日本的东京、名古屋、福冈等三个城市举行。展览会有代表性的展品有，新罗文物；新安海底文物：青瓷鱼龙节花瓶、青瓷多口瓶、青瓷两角云龙文瓶、青白瓷枕头、白釉黑画唐草文小瓶等。
特别是在展出期间将举行国际东洋学者会议。预计中共、北韩、苏联等未建交共产党国家的大批学者将参加这次会议。这次展览将向这些学者提供参观和研究灿烂的新罗文化和神秘的中国宋、元代的新安文物的机会，其意义就更大了。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和《每日新闻》二月十八日分别就二阶堂访华发表社论：《每日新闻》：我们希望，首相特使二阶堂通过同中国首脑的会谈，互相和盘托出自己的立场，从中摸索加强两国关系的道路。
既然日中两国立场不同，制度不同，那么，不管怎么说要加强友好也是有限度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必须不断地注意去消除误解，谋求充分的相互了解。
在亚洲，不要加剧紧张局势，而要带来缓和，怎样做好呢？这个问题历来几乎一直为美苏两大国的意向所左右，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不得违反亚洲各国的意向，而应该主动去考虑。我们希望，二阶堂特使和中国首脑的会谈，从这种长期的观点出发，不仅谈两国之间的问题，而且去追求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产经新闻》：二阶堂特使访华是合时宜的，期待取得成果。
但是，与此同时，对于日本的对中国外交态度、经济合作问题的处理等，有不禁感到一缕不安的地方。
首先要指出的是，不应该把日中友好关系看成单纯的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一衣带水的日中两国的友好，对亚洲、世界的和平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同时是西方一员的日本和是共产党集团一员的中国，在同美国、苏联、韩国、北朝鲜或者东南亚国家联盟及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在基本的部分有着互不相容的东西，乃是当然的。
在这个意义上，二阶堂特使的访华正受到美苏两国以及亚洲各有关国家的注视。在对中国关系上，足以充任西方在亚洲的代表的日本，在整个西方的世界战略中把中国放在什么地位上，正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也是向着世界展现中曾根外交的“面貌”的一块“试金石”。
希望二阶堂特使的访华，奠定为积累扎实的友好关系所需要的基石。
安德罗波夫仍然是个未知数
在就职的头三个月，衣着整洁、派头十足的安德罗波夫竭力要消除全世界关于克格勃衣着不合身的老说法。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前开始的流言蜚语中，安德罗波夫在西方被说成是一个敏感的开明派，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酒，听美国格伦·米勒爵士乐队的音乐。现在，把大部分不可靠和半真半假的情报筛滤掉以后，安德罗波夫仍然是个未知数。已经清楚的是，他的掌权与苏联的逐渐演变为现代警察国家是相一致的。在这样的现代警察国家中，过去的肉体恐怖基本上被更狡猾的控制所取代。克格勃已变成一个在全世界推进本国利益的越来越复杂的工具。作为克格勃的首脑，安德罗波夫与这些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他担任了党的最高职务后，已作出种种表示，他要保持那种状况。安德罗波夫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说给外国人听的核武器建议，他卓有成效地恢复了苏联对北约在欧洲部署新式导弹的宣传攻势。安德罗波夫干得非常巧妙，以致美国参加日内瓦减少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代表爱德华·罗尼将军开玩笑说，西方正在经受“尤里的考验”。虽然安德罗波夫在国外看来好象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士，但是他在国内实际上已向消极怠工、贪污腐化和一切离经叛道的迹象宣战。为了加强苏联的爱泡病号的劳动大军的纪律，已下令警察整肃公共场所，兜捕醉汉、流浪者和应该上班的工人。安德罗波夫有个星期前往莫斯科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机床厂，他在这家工厂召开了一次车间群众大会式的会议，他直言不讳地对工人们说：“没有纪律，我们就无法迅速前进。”
知识分子也开始感受到有新的压力了。在一系列的群众大会中，艺术家和作家们被警告在意识形态方面不要“偏离路线”，并且提醒他们，他们的艺术必须“为党服务”。一些知识分子被点名要给予专门的处理。反对传统观念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被官方告知要“停止”反对苏联制度的“敌对行动”。克格勃特务扬言要对离经叛道的作家格奥尔基·弗拉基莫夫提出刑事起诉。
迄今为止安德罗波夫所作的大多数重要人事任命看来都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克格勃的权力。他提升一度曾任阿塞拜疆克格勃首脑、现年五十九岁的盖达尔。阿利耶夫担任副总理的要职。他委派六十四岁的维塔利·费多尔丘克负责掌管普通警察即民警的内务部的工作。费多尔丘克去年接替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的首脑。这一行动看来好象是为了折衷解决自从一九五四年以来实际上一直分开的警察和保安部门的正式分家的问题。现在克格勃的新首脑是六十岁的维克托·切布里科夫。他曾担任安德罗波夫的副手十三年。
某些西方分析家推测，安德罗波夫当选为苏联党的首脑反映了这个国家政治权力逐渐落到军队和保安部门的手中。安德罗波夫第一批人事任命肯定表明他想用克格勃的人和方式来统治苏联。但是前克格勃驻伊朗特务、去年六月叛逃到英国的弗拉基米尔·库济奇金坚持说，安德罗波夫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忠诚的党员。正如库济奇金对本刊记者所说：“在西方，人们谈起克格勃，就好象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实际上克格勃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克格勃不论在苏联国内或国外做什么，它都是按照命令行事的。”克格勃是俄国人一心喜欢搜寻潜在敌人的传统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德罗波夫的飞黄腾达可能到是因靠了苏联名声最臭的秘密警察首脑之一贝利亚的愚蠢作法。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之后，戴夹鼻眼镜的侏儒般的格鲁吉亚人贝利亚试图把内务部并入他庞大的保安帝国，试图恃强夺权。这种鲁莽的行为使得怀有报复念头的政治局警惕起来，采取了行动。贝利亚被逮捕并被处决。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著名的苏共二十大发表的秘密报告中明确说，国家保安部队要服从“革命的社会主义义务”的原则。克格勃将由象安德罗波夫这样从政治上考虑任命的人来掌管。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月八日报道】题：克里姆林宫想用市场经济的刺激办法来消除阻塞现象，刺激经济（记者：内特·特姆科）
一位高级官员说，苏联领导人已悄悄决定不再强调最近开始实行的由警察对擅离职守的工人进行检查的做法，而赞成采取整顿经济部门纪律的比较长远的措施。
这位官员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位知名委员，他概括地谈到看来是克里姆林宫为支撑经济而采取的分两步走的办法。
他在同记者进行的一小时谈话中说，第一步将包括逐步淘汰“无能的人”，不管他们是政府部长、农庄主席、工厂厂长，还是普通工人。与此同时，苏联新领导将集中力量消除苏联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供应和运输方面的阻塞现象。
他表明，第二阶段可能要进行更加根本的改革，包括根据匈牙利首创的经验实行某种程度的经济权力下放。这位官员说，最后，目的是在苏联经济中执行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规律，从而使目前靠中央补贴的农庄和工厂“扭亏为盈”。
这个行动的关键在于人事变动。他说，这并不意味着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解雇“运动”，而是要让那些不能胜任目前工作的人退休或调离现职，这个工作要逐步而持久地进行下去。
他说，这是一场更广泛的加强纪律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是现领导优先考虑的经济问题中的首要问题。
这位官员说，党的领导机构正在考虑在经济领域中实行更为深远的“战略性”变革。从长远的观点看，下面两个方面属于优先考虑之列：
——“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如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
——“给企业较多自由的主张。例如，在这方面匈牙利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是榜样。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这个或那个方面借鉴它们的经验。”
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可以为逐步把经济权力下放而尽早采取一种试验性行动。这项计划规定，根据新成立的地区“农工综合体”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每个国营和集体农庄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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