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２４日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机关报“共产党人”周刊最近一期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新方式的报道文章，这种新方式的产生是和这个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的巨大的变化和表现有关系的。这篇文章特别陈述了毛泽东在今年春天就改变党的工作方式的原因作的理论上的说明中的基本前提。这篇文章的作者说，这个运动无疑地将会在中国起特殊的作用。因此，它对于全世界也是有好处的。
【路透社伦敦２４日电】一位通常消息非常灵通的人士今天在这里说，英国内阁将于下周全面研究由于巴黎中国委员会没有就放宽限制同中国贸易的规定的建议达成协议而产生的问题。
这位人士说，中国委员会在本周在修正限制同中国贸易的各项条例的各项建议方面所陷入的僵局，将是外交大臣劳埃德今天自哥本哈根归来之后首先要加以考虑的问题。
据了解，劳埃德先生目前将研究两条可能的行动路线：１，英国“单独”行事，把同苏联进行的战略物资贸易的货单同跟中国的贸易货单等同起来，这些战略物资是被禁止用来同共产党世界进行贸易的。２，英国提出一项“名义上的折衷方案”；这项方案同意，在目前被禁止用以同苏联进行贸易的较少的货品种类之外，再加上一些目前被禁止用以同中国贸易而又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品种类。
【法新社伦敦２４日电】如果不能够求得最后一分钟的折衷办法，预料英国政府就将要在下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在下议院宣布，它决定修改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限制，使它同对苏联和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限制相同。
【英新处伦敦２１日电】伦敦“金融时报”今天发表的关于香港经济的调查，说明香港平均每人的收入也许在远东任何国家中算是最高的。
调查回顾战前香港从货物集散地的贸易中收入的情况，当时大陆中国是它最主要的顾主。大陆中国从香港输入的数量在１９３８年占香港输出总额的３８％，在１９５３年下降到４％。文章强调说，香港决没有让这种情况给香港经济造成损害，因为“香港已经由于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泰国、日本以及其它地区大大地扩大市场而补偿了对华贸易的减少。”
香港把它从货物集散地的贸易中积累起来的知识转而用到良好的用途上以发展轻工业品的市场。香港一直是用轻工业来补助自己的经济的。调查说：“１９４０年在香港登记的工厂一共有８００家，工人总数三万名；而１９５５年登记的工厂有２，９２５家，工人总数几乎有十三万名。”工业是逐月继续发展的：１９５２年申请开业的工厂每月平均九家，１９５６年１月至１１月份每月平均申请的工厂增加到２６家。从这些战后的工业中生产了愈来愈多的产品，产品种类很繁多；除纺织品以外，还有胶鞋、金属制品、电气用具、食品和饮料、油漆、塑料、帽子、绳索、水泥、纸烟、火柴等。
文章对香港的政治前景表示乐观。它最后说：“在香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有，但是这些中国人大多珍惜他们目前的优越地位，情愿尽可能地长久地让政治问题和行政问题由英国人去搞。”
【美联社马尼拉２４日电】旧金山商会的一位工作人员２３日说，美国关于和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政策对于美国西海岸是“歧视的”。旧金山商会工业委员会负责人博耳斯说，美国关于和共产党人进行贸易的官方态度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在反对和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的时候，却容许和俄国自由贸易。
博耳斯是旧金山商会的一个八人小组的负责人。该小组目前在远东巡游来检查贸易条件，并促进亚洲国家和美国西海岸之间的商业。他和该小组的两个成员是从香港到此地来的。
博耳斯说，西海岸的许多美国商人赞成和包括赤色中国在内的太平洋国家和亚洲国家开展更多的贸易，但是却受到了美国政府限制的妨害。他说，亚洲国家是西海岸商人的“天然”边界。他说，结果他们就“不能作到他们东海岸同行的那样多的买卖。东海岸的同行们由于和欧洲国家、苏俄和它的卫星国家进行贸易往返而得到了好处”。
博耳斯在强调他的意见并不反映他的小组的意见时说，华盛顿在鼓励与外国的商业关系的问题上应当有个固定的政策。
【美联社华盛顿２２日电】美国商会主席２１日说，美国必须自己以更加自由的贸易，来抵制欧洲共同市场的影响。泰耳波特说，美国必须“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保证进行逐渐更加自由的贸易，”否则的话，欧洲的运动“可能会使大西洋两岸都采取更严密的保护政策。”
泰耳波特是新近选上的美国商会领袖。他是在准备向华盛顿贸易局世界贸易委员会发表的演说中讲这番话的。
【本刊讯】“纽约时报”５月１９日以“毛泽东的新主义对莫斯科挑战，北平领袖的意图获得卫星国广泛的支持”为题，刊载了哈里森·索耳兹伯里所写的文章，他写道：中国毛泽东十星期前在北平对各党派发表的两次秘密讲话中提出的一种大胆的、新的马克思理论在整个共产党世界发生了反响。它已经加强了中国在东欧政治中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它已经成了波兰党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正在提高毛泽东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老前辈政治家的地位。
毛泽东的新主义是，在共产党国家的人民和他们领导间是能够并且的确会发生矛盾的。这就打击了莫斯科的这种基本论点：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内，统治者同被统治者之间是不可能有这种“矛盾”的。这种论点是自从１９１７年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变以来，共产党为专横和独裁统治辩护的理由。
毛泽东的主义提供了一种基础，北平可以，并且毫无疑问地会从这种基础出发对莫斯科作为辩证法思想源头的优势地位提出挑战。毛泽东的新的理论路线一定会在一些共产党之间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共产党——像一些卫星国的共产党——正在谋求摆脱以莫斯科的名义长期强加的铁的独裁。
毛泽东所作的是傅布自从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之后理论和实践有了发展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次真正的基本发挥。
对于任何共产党或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说来，在社会主义之下群众和他们的领导之间能够产生“矛盾”的这种说法只能够是一个晴天霹雳。每一个共产党人知道“矛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列宁教导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事物本质内的矛盾的研究”。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以及所有共产党人——曾经充满信心地说，这些矛盾包含在“资本主义内部”，它最后不可免地会促使由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但是，虽然所有共产党理论家说“矛盾”的普遍性，但是从来没有人把他的理论推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的。没有人曾经说过，在一个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社会，会像在一个资本主义或是民主社会中一样产生“矛盾”的。
毛泽东已经乾脆把共产主义的这个基本理论扔进垃圾箱。不错，他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全体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在目标和目的方面是普遍一致的。他说，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致远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致。但是在赞扬了“一致”后，他接着详细考察了共产党国家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事实上的确产生的真正实际的矛盾的性质。
他坦率地说，许多这样的矛盾的所以产生，是由于群众进行工作——他们大多数进行体力劳动——而领导人在一定的距离之外领导工作，“忽视了具体情况和人民的当前需要”。领导人不听取人民的不满意见。他们压制反对意见，时常用粗暴手段压制。
他说，解决办法是必须鼓励人民讲话。对下面来的坦率意见不得处分。必须有真正的互让精神。领导人必须亲自参加体力劳动。
他承认反对这个政权的分子可能会利用这种自由。但是他说，这跟压制的更大危险比较之下就不算什么了。
人们很容易看出这种学说在传到东欧、甚至是苏联的热烈气氛中时，是多么具有爆炸性。情况很明显，毛泽东已经仔细地研究过东欧暴动的征兆。他无疑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考虑这个问题的。作为一个审慎的统治者，他看到装置安全活门的明智。
可是他所选择的办法——把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论彻底扩大到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身——是这样的一种办法：它把一种民主政策直接变成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一个巨大的政治运动。
在波兰，那些想要说服哥穆尔卡采取进一步自由化的政策的共产主义分子热烈地抓住了毛泽东的理论。
毛泽东的学说给这位中国共产党领袖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纲领来扩大他对东欧国家的影响，更不用谈西方国家共产党的非斯大林主义派系，这些派系热切地寻求抵销莫斯科影响的力量。
俄国和中国之保持共产党世界的表面团结现在对这两国关系太大了，所以不可在毛泽东主义问题上冒公开争吵的危险。但是，共产党人之间的哲学分歧有很快转变成为政治分歧的可能性。中国的政治影响，自从去年秋天以来，在东欧国家越来越增长了。据说，毛泽东曾在１００月警告莫斯科不要在波兰使用武力。他的同僚周恩来，在１月份访问华沙和布达佩斯时，曾经警告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不要闹不团结。
现在毛泽东将进行斯大林死后的第一次欧洲旅行了。他将在夏初某时访问华沙、莫斯科，可能还有其他卫星国家的首都。毫无疑问，俄国人和中国人将尽一切努力来弥补他们政治的和思想的城墙上的裂缝。
但是正在出现一些形迹表明，毛泽东的“矛盾”理论的主要成果将证明是冲突日益加深、政治纠纷不断扩大和莫斯科对现在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三分之一的世界已经摇摇欲坠的专政不断削弱。北平而不是莫斯科可能证明是辩证法信仰的“新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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