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日中经济协会会报》今年第七期文章】题：中国社会学的复活和现状（作者：日本社会学家福武直）
中国的社会学产生于一九○三年左右，当时，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的中文本·即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出版发行了。
虽然严复以“群学”的词句介绍了社会学，但是处于清朝末期的中国却没有接受它的社会基础，只是到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在美国社会学的影响下，中国的社会学有了迅速的发展。
在战前的日本，社会学是一门不受欢迎的学科。相比之下，从一九二○年以后，中国的社会学超过了日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在三十年代，论述社会学的书籍，数量已经相当多，在农村社会学和社会调查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书。但是，农村社会学方面的许多书籍由于受到美国农村社会学开创初期一些著作的深刻影响，因此尚未摆脱“进口版本”的模式；而一些阐述如何进行社会调查的著作，其内容在质量方面也未能得到较高的评价。在从事实际调查时，在很多情况下只注重农村经济而忽视了社会学方面的调研工作。
由于日中战争，中国的许多大学都疏散到偏僻的农村地区，形势迫使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现实，对从前那种照搬英美社会学以及为调查而调查的研究方法进行反省。芝加哥大学出版的费孝通和张子毅合著的《平凡的中国》（一九四五年）在当时是一个具有实践指南性质的研究成果。
一九四○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设立了调查研究室，试图开展富有成效的调研工作，一九四二年初版，一九七八年再版的《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柴树藩、于光远、彭平合著）即是一例。其实，这已经不是社会学式的调查，而是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的一个巨大潮流。
历经艰辛而又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社会学，在新中国成立后，本应得到继续的发展，但是一九五二年大学教育调整之后，从五三年开始却不再招收社会学方面的学生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又受到了批判，从此，中国的社会学完全被忽视了。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后，仍然没有出现恢复社会学的迹象。然而从那以后，中国向着现代化大步迈进，在学术上实行开放政策。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费孝通参加了联合国大学的京都讨论会，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诞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还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
一九八○年三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举行扩大理事会，决定在地方设立社会学研究所或者社会学会，在一些重点综合大学里开设社会学系（专业），在研究所和大学培养研究生，发行社会学教材和举办培训人材的讲习会，同外国社会学人士进行交流等。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是费孝通，副所长是王康、吴承毅，现有研究员约二十名。
在近几年里，费孝通和其他社会学者出访了十几个国家，并且接待了二十几个国家的社会学者。在从事国际间交流的同时，各个省市也大力开展了创建社会学组织的工作。
一九七九年九月，上海市社会学会宣告成立，第二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内设立了社会学研究所。现在，上海市社会学会共有会员二百一十名。
哈尔滨市社会学会是一九八○年六月成立的，在该市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内也设立了社会学研究室。同年十一月，湖北省组建了社会学会并且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一九八一年三月，天津市社会学会正式成立。八月，北京市副市长雷洁琼担任了新成立的北京市社会学会负责人。此外，吉林、江苏、云南和四川等共有十个省市成立了社会学会，新疆和西藏也准备建立社会学会组织。
一九八○年三月，上海复旦大学在分校开设了社会学系。去年，北京大学在国际政治系中设立了社会学专业。一九八一年三月，天津南开大学设立了社会学专业班，并且接收了来自全国各地十八所大学的四十三名学生为研究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教育。据说，这些研究生毕业后，有十五人要从事研究工作，二十八名分到一些大学去任教。
一九八○年五月下旬到七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以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十名研究人员为对象进行了社会学的讲习。于光远副院长和费孝通、雷洁琼、吴文藻、陈道以及香港和美国的社会学者们在会上作了演讲。
社会学研究所从各个部门收集调查资料，除在本所进行研究以外，一九八○年十月还在北京宣武区的椿树街建立了社会调查试点。此外，费孝通等人还与十九名来自天津、上海、南京和北京的社会学者一起，对江南农村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以便通过这一活动，对一些骨干学者进行培训。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编辑了《社会学》、《人口论文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论集》等教材，重新刊印发行了《社会学丛书》。
一九八一年一月，复旦大学出版了《社会学文选》，书中收集了中外学者的十四篇论文以及中外社会学者名单。同年十月，《社会》创刊号发行了。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努力实现现代化之时，社会学恢复后就要解决许多社会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社会学当前很重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婚姻家庭问题。（二）现代化必然要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即使对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加以限制，新城市地区的扩大和旧城市的重新开发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城市建设规划和住宅问题自然就成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三）中国对青年待业问题感到头痛。而这个问题是产生深刻的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以青年就业为中心的工作问题，也是社会学要加以研究的。（四）由于有青少年犯罪问题，因而教育青少年即社会教育就很重要。社会教育是社会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社会工作又包括老人福利、残废儿童和残废成年人的福利问题。因此，社会福利也是社会学要研究的一个领域。（五）虽然人口论的研究工作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但社会学也应当研究人口的质量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社会学人士今后一定会加强对社会调查的方法和社会统计的研究。我祝愿中国社会学界的朋友们身体健康，并衷心地期待着他们的辛勤劳动结出硕果。
【芬兰《赫尔辛基新闻》八月十七日文章】题：瑞士的钟表工业岌岌可危
瑞士的钟表工业已经陷入了四分之一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瑞士的一些报纸写道，钟表工业的严峻的时刻已经到来，而且指出，在今后几个月内，它的整个前途岌岌可危。
一九七○年，瑞士还拥有一千六百一十八家钟表厂。一九七五年已减至一千一百六十九家，去年仅仅还剩下七百九十三家了。
一九七○年，在瑞士钟表工业工作的人数是九万，一九七五年是六万二千五百六十七，去年仅有四万五千八百八十五。
在今年五月底，钟表工业的失业人数比一年前增加了四倍多。在这一时期，瑞士整个的失业人数翻了一番。据预计，到今年年底，钟表工业还将有一千多人失业。
去年，日本的钟表产量第一次超过了瑞士。日本的工厂总共生产了一亿零六百万只手表、手表机芯以及用外国零件组装或许可证生产的手表。增产二千万只。
而瑞士一九八一年的产量减少到八千三百万只。
钟表在瑞士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七强，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钟表工业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因此，联邦政府密切注视着它的销售数字。
瑞士最大的钟表康采恩瑞士通用钟表工业公司去年会计年度营业额增加了百分之六，达到十四亿一千三百万法郎。然而，在今年头四个月中，营业额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七，该公司估计今年将出现亏损。
瑞士第二大钟表公司瑞士钟表工业公司去年就已陷入如此严重的危机之中，以至银行不得不提供帮助以免遭到破产。尽管销售数量大体相同，然而营业额已从六亿一千三百万减至五亿五千万法郎。
瑞士钟表工业目前的困难开始于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当时，美国人发明了石英表，并在市场上出售。瑞士人不相信这种新的发明。不久，美国人，首先是日本人通过销售这种新产品为自己占领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例如去年在美国销售的钟表中，有三分之二是电子表。瑞士的钟表工业逐步地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石英表打开了自己的销路，瑞士人在整个七十年代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试图重新占领失去的市场。直到现在，在瑞士，石英表也把机械表排挤在一边。属于瑞士通用钟表工业公司这个康采恩集团的埃博什公司今年头四个月生产的钟表中有百分之六十七是石英表，而去年同期所占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四十七点五。
和日本人的情况一样，在过去几年中，瑞士人失去了绝大部分廉价表的世界市场。这些市场为香港和台湾所占领，尽管瑞士人也向这些地区销售机芯。去年，瑞士生产的廉价表已从一九八○年的一千五百五十万只减少到一千零三十万只。
至于价格适中的钟表，瑞士和日本在世界各地进行着竞争。只有在高档表方面，瑞士仍然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
日本和美国钟表制造商占领的市场上充斥着数字表，但是，现在的情况看来，指针表又重新受到顾客的欢迎。这可能对瑞士钟表商来说是一种挽救，因为他们生产的绝大部分石英表都带有指针。
瑞士通用钟表工业公司是瑞士唯一仍然有财力从事研究工作的钟表公司。最新投放市场的产品是特别薄的朗琴电子表，它使用的锂电池根据不同的款型，寿命长达五——六年甚至十一——十二年。
目前石英表使用的银锌电池一般一年更换一次，最新的型号至多使用三年。
瑞士钟表工业的另一张王牌是良好的信誉。因此，在经过激烈的竞争以后，在一九八四年举行的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和洛杉矶夏季奥运会上，将使用瑞士表计时，这一点是不足为怪的。
【共同社东京九月二十九日电】财税当局今天报告说，于六月结束的去年一年内，被调查的每四家日本企业中，就有一家有逃税的行为。
国税厅发表的二项报告说，去年内未申报的公司收入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金额为二千二百七十四忆日元（约合八亿四千八百万美元），比前一个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三。
这项报告是根据税务机构对全国各地的十八万八千家公司的调查结果编写的，这些公司占一九八一年七月
——一九八二年六月这段期间内正式营业的一百八十万家企业的百分之十点四。
报告说，未申报的公司收入数字平均为四百七十三万日元。
酒吧间及其他饮食行业的公司逃税现象最严重，这些企业中有百分之五十一点六的公司被查出有漏税行为。接下去的顺序是：采石公司、公共事业承包商和建筑公司。
经营日本式饭菜的餐馆名列第四，而西式餐厅位于第九。
在未申报的收入中，放债商们漏税的数字最高，平均金额为一千二百二十九万日元。
在被调查的公司中，有五万三千五百家说他们的公司经营状况有亏
损，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些公司中的百分之八十二，即有四万三千九百家公司并没有如实地申报他们的营业收入。
被调查的公司中，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即有四万八千家公司犯有偷税漏税的罪行。
在那些声称经营亏损的企业中，有百分之三十一即一万六千七百家公司被查明是有意逃避税务的，这些公司被处罚交纳了附加税。
挪威政府人士感到意外外交部发言人拒绝评论
【合众国际社奥斯陆九月二十四日电】挪威政府人士今天说，苏联提出了苏联和挪威联合修建从巴伦支海通往欧洲大陆的天然气管道的可能性。
这些人士说，苏联驻挪威首都的贸易代表进行的这一试探使人感到很意外。一位地位很高的人士说：“我们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官方的意思。”
在挪威北部近海发现一些很大的气田后，产生了如何向一千二百五十英里以外的西欧市场供应这些天然气的问题。
这次试探是表明苏联可能希望在建立一个输气网方面实行合作的第一迹象。苏联贸易代表团成员米哈伊尔·乌特金在奥斯陆的一次秘密讨论会上说，他认为这个想法是“令人感兴趣”的。
据工业界人士说，促使提出这个建议的想法是，可以从巴伦支海的苏联部分的气田修一个管道系统，使之与从挪威北部近海气田经挪威和瑞典的一个系统连结起来。
挪威外交部发言人不肯就所传苏联方面的这一建议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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