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纽约时报”５月１７日以“波兰的左右为难的处境”为题发表社论，评哥穆尔卡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九中全会上的报告说：现在哥穆尔卡警告波兰的共产党员中比较极端的坚持自由的人，他们必须跟随党的方针或者是滚出党外。让人感到突出的不在于他提出了这种要求，而在于他不得不这样作。另外使人感到突出的是哥穆尔卡不得不承认，在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里，自由一定得比“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少。他明白说明波兰今天绝不允许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提出终止社会主义的要求。哥穆尔卡是一个陷于左右为难的窘境的俘虏。在共产党专政和自由两者之中，他选择了前者。但是他这种选择并没有真正结束他的左右为难的状况，也不应使我们忘记最后的选择是取决于波兰人民。
“纽约时报”５月１３日评波兰党的九中全会的社论说，在波兰人民中，不听驾驭的情绪又增长了。以前曾为莫斯科讲话的皮亚塞次基曾公开抨击那种设法与中国和南斯拉夫接近作为从苏联取得更大独立的手段的策略。在现代波兰政策中没有比这一点更加微妙的了。在人民群众中，对连续下来的经济困难的不满可能是最尖锐的。消费品不足，缺货的消费品价格上涨直接影响城市工人。在农村，农民急于完全取消强迫征粮制。波兰的农民看来仍是典型的小“资本家”，这是波兰的统治者面临的严肃的问题。
【波兰通讯社华沙１９日电】“华沙生活报”刊登了沃洛夫斯基所写的一篇文章，评论波兰地下经济势力的活动以及它同外国的联系。
作者说：“毫无疑问，假如波兰地下经济势力不是同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界人士保有极其密切的联系，波兰地下经济势力就没有可能积累起这样多的财富来。
我们在这里必须讨论他们中间的商业联系。我国的地下经济势力目前向国外转移外汇和黄金，用来购买我国国民经济完全不需要的吸引人的商品，在黑市上出售，谋取１００％的利润。
一有机会，惯于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人们就把他们所赚得的外汇和黄金转移到国外，储蓄在维也纳或者是瑞士的银行，以便后来借口因事或者其他缘故出国旅行，要求给予政治避难权，利用从波兰人民手中窃取的金钱在国外度逍遥的生活。”
接着作者就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波兰地下经济势力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他提到了基马尔和巴斯这两个奥地利人。这两个人到波兰来了六次，借口“救济”前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受害的人。基马尔和巴斯在最后一次逗留波兰期间，由当局在奥地利使馆的同意下逮捕了他们。
作者这样地形容了同基马尔和巴斯有联系的那些罪犯们中间的一个人：“此人看去好似十分贫穷的职员。一身破旧衣裳。但是当局却从他家里搜出了价值一万零百美元的黄金和证券、三十英镑、二百比利时法郎、二十枚金克罗尼硬币、一大批金卢布（尚未计算出来）、二十八只金项练、三根金条（共重两公斤左右）、四十枚牙套金片、二十只金表、五万五千波兰兹罗提。这位贫穷的人从１９５１年以来每月就从国家领受补助。”
作者最后引用了波兰某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委员会委员所说的话：这位经济学家说，波兰地下经济势力目前已经扩张得很大，以致明目张胆无所顾忌地猖獗起来，因而这个问题已经不再可能用经济措施来加以解决了。这位经济学家说，这种极其有害的活动，这种破坏波兰国民经济的活动，如果要予以根除或者至少是予以限制，就必须采用严厉镇压的方法。
“纽约时报”５月１３日说，美国左翼人士１２日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以便促进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合作。这个新组织名为“美国社会主义教育论坛”。它的目的是“在所有自认为与历史的社会主义的和劳工的传统、价值和目标有关的人士中（不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可能有多大多深），展开学习和认真的不受障碍的政治讨论……”。
这个组织包括美共的多克西·威尔克逊博士和艾伯特·布鲁伯格博士以及去年托派的社会劳工党总统候选人法雷尔·多布兹。这个新组织的主席阿·杰·莫斯特是一个著名的非战主义者。他在正式声明里说：这个新组织既不提倡也不设法阻止参加这个美国论坛的各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行动。
不过大家知道，美共和托派的代表已非正式地讨论过在今年或是以后的选举中提出共同的候选人参加竞选，这个新组织本质上是对一年半来苏联和其他各地的事件的发展在左翼思想中间引起的剧烈变化的反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仅在美共中间引起混乱和脱党的现象，它也打开了美共和其他急进党派重新考虑旧的立场和研究新的可能性的道路。美共那些曾主张解散党的人据说是对这个新组织抱有极大的希望。美国左派人士有些人表示他们猜测这个新组织如果成功的话会给共产党一种新的威望。又有一些人认为它会提供一个机会使美共中间的“正直人士”一反过去亲苏的作法而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的左翼分子。
【合众社南斯拉夫萨格勒布１９日电】合众社记者蒙特利尔南斯拉夫今天坚持说，它没有教会和国家关系的问题，并且说，它随时准备使它和罗马天主教的关系正常化，只要梵蒂冈愿意。
克罗地亚国民议会议长，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很有影响的人物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在接见记者时说：“实际上差不多不存在跟教会的问题”。他说，未能解决悬而未决的分歧都是梵蒂冈的过错。就在离开克罗地亚（人口为三百九十一万八千人，有８５％是罗马天主教徒首府萨格勒布）三十英里的地方，南斯拉夫红衣主教斯提皮纳奇受到“软禁”。他在１９４６年作为一个“卖国贼”和在战时同克罗地亚的法西斯（乌斯塔许）傀儡政权合作者被判十六年徒刑。他在萨格勒布的累奥泡格拉瓦监狱里服了五年徒刑。可是自从１９５１年以来，他被许可住在他的故乡克拉希奇村庄里。在那里，他有行动自由，并且每天可以作两次弥撒。
最容易在南斯拉夫官员们中间引起愤慨的正是这位主教的问题。他们指责说，天主教和西方报纸捏造出宗教迫害的“实际上不存在的问题”。
在南斯拉夫官员看来，这位主教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他们说，他是一个教职人员和他被囚禁这两件事毫无关系。这是这里在十多年以前审讯的主要内容。官员们指出，其后，就像现在这样，存在公开的罗马天主教教堂、定期的弥撒和忏悔计划、在教堂举行婚礼和洗礼，这就是存在着宗教“自由”的证据，但是找不到一个同意这种关于自由的解释的天主教徒。
巴卡里奇说：“我们这里没有斯提皮纳奇的问题。这是别人捏造出来作为一个国际政治事务的问题。他被关在监狱里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作为一个神父”。
巴卡里奇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前一直是个天主教徒。他是个和蔼的人。他不逃避任何问题。不管提出什么问题，他都毫不犹豫。他说，南斯拉夫人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斯提皮纳奇红衣主教的问题仍然是美国和南斯拉夫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刺激因素。
巴卡里奇说，“当然，国家和天主教之间没有正式的协议”。“可是关于牧师，我认为他们中间极大部分是赞成和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使关系正常化方面没有进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梵蒂冈不希望建立这种关系。”
巴卡里奇重复了自从１９４６年以来提出过许多次的建议，即许可这位红衣主教随时离开南斯拉夫。他说，“可是，斯提皮纳奇说，他不想走，并且说，留下来是他的责任。”巴卡里奇说，根据法律，斯提皮纳奇红衣主教在１９６２年服刑期满时在“法律上有”回到萨格勒布和他在这里的教堂的“自由”。他说，“他可以回去。这要由他决定。政府从来没有讨论过关于他的前途的问题，因为法律规定他在十六年以后就自由了。”
巴卡里奇说，南斯拉夫并不急着要和梵蒂冈和解，因为“教会实际上的情况很令人满意。然而，我们不存幻想。梵蒂冈不准备达成协议。可是我们随时准备达成协议，正如我们常常说的那样。”他说，第一步“要他们来”走。
不仅仅南斯拉夫的罗马天主教堂而且正教、“旧天主教”、亚美尼亚、伊斯兰和其他宗教也都向任何人开放。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天主教神父和修女。有神学院训练神父。虽然罗马天主教会被禁止开办学校，它可以每个星期在教堂或私人家里私自给儿童上两、三次课，而不会受到政府反对。
可是，当局最近封闭了在斯普利特的旧天主教神学院和在里耶卡和萨格勒布的神学院。他们指责说，神学院负责人容许这些大厦被用作乌斯塔许（法西斯）集团开会的会场。国家仍然说，天主教组织是对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集团所发起的被宣布为非法的运动的主要的支持者。
巴卡里奇说，斯普利特神学院无限期地停办，而里耶卡神学院“不久”就要重新开办；萨格勒布神学院已经重新开办了。
【路透社柏林１９日电】据东德共产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今天报道，耶纳大学哲学院助教泽姆先生因为宣传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理论已被东德共产党开除。这家报纸说，泽姆先生否认“如像科学方面的党性这种决定性原则”。他影响了“一些摇摆不定的学生”。
“新德意志报”说，已经在学院采取措施，但是它没有详细说明这些措施。
【美联社柏林１９日电】东德共产党星期日宣布，已把赞同匈牙利的反共起义的一位大学助教撤职和开除出党。
在他被开除的消息传来之际，正有迹象表明东德大学生中间发生了不稳现象。现在共产党政府正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问题：怎样向难以驾驭的学生们解释意味着不让东德的大学青年们到被共产党人称为“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基地”的西德去旅行的关于旅行的禁令。
“新德意志报”星期日说，耶纳的席勒大学的助教泽姆因为表示赞同在去年的匈牙利起义中起领导作用的匈牙利知识分子而失去了工作和党籍。泽姆还被控曾企图成立一个独立的、反共的学生组织，但这种企图没有成功。在过去几个月中，东柏林和东德的大学中已经有好几位教师和学生因同样的罪名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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